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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民族化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第1页）

“人民日报70年文艺评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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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民族化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

李焕之

为什么这样难“化”

？

多少年来我们经常讨论着音乐民族化的问题，这是音乐界一直迫切需要解决，而总是“化”

不好，“化”

不彻底，“化”

得不巩固的。

音乐之所以要民族化，毫无疑问是因为我们音乐工作者历来深受西洋音乐的影响，在工作中时常表现出不但不能鲜明地、准确地、生动地反映我们民族的新面貌，有时甚至用洋作风、洋派头、洋感情来“化”

掉我们民族的东西，使得我们的工作和我们这个伟大的新的时代是不够相称的。

为什么这样难“化”

？

有人说：民族化要有个过程，不能求之过急。

如果回顾一下革命音乐发展的三十多年中，有几个关键性的转折点是值得我们更深去体会而从中汲取经验的。

从救亡运动进入抗战时期，音乐工作深入广大的农村。

这时音乐的民族形式有了迅速的发展，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与《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优秀的革命音乐的代表作，他把战斗化的歌曲形式与民间音乐的生动活泼的特色有机地融成一体。

到了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音乐工作在这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中得到了飞跃的发展，秧歌活动促进了革命音乐的进一步群众化和民族化。

这是一次文艺工作的革命性的变革，对以后音乐工作的进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可以说直到抗战胜利，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整个时期，革命音乐的民族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在歌曲音乐之外，民族的新歌剧也成长起来了，民族乐队和西洋管弦乐队都在逐步建立而有所发展，民族风格的演唱艺术也继秧歌活动所取得的成就而更普遍地被重视。

但在革命的音乐队伍中，音乐工作者多半是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洋音乐的影响，而且在感情深处是喜爱西洋音乐的，其中特别是一些曾经专门学过音乐的人更是如此。

虽然在参加革命以后，在党的教导下，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也经过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整风运动，但由于西洋音乐的教育所带来的资产阶级的美学观常常是根深蒂固的，一有合适的时机和气候，它就蠢动起来，总是高一阵低一阵地成为革命音乐前进的障碍。

在战争的年代里，音乐工作者比较接近生活、接近群众，因而在群众火热的斗争中，民族化的过程也就显得快一些，“化”

得也有效果一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音乐民族化这个课题上，可以说是不间断地进行过许多讨论、研究和实践。

在理论上的争论不能说不尖锐，而在艺术实践上也不能说建树不力。

民族化的工作是有不少成绩的，但问题仍然一大堆，做法上也有着明显的、重要的分歧。

从许多情况看来，我们在不断克服洋教条影响的同时，而在某些方面崇洋思想仍有所滋长，有所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内占有优势。

一切优秀的外来音乐，当然要吸收，也是应该吸收的。

但是，它必须在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的基础上来吸收，使外来音乐经过改造，变为自己的血肉，而不是把民族的音乐融化到外来音乐中去。

有不少音乐工作者是一心想把民族化的工作做得更有成效些，但常常由于立足点或出发点不对头，或者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道路，因而没能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有力地提供解决的途径和经验。

原因当然很多，但归根结底在于：在和平的日子里，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同生活逐渐疏远了，同群众逐渐疏远了。

到了一九五八年，由于音乐工作者上山下乡，深入群众，参加劳动，进行了思想革命，而促使音乐工作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出强烈的战斗化、群众化的革命精神与作风，音乐民族化的过程显然是加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