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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我都十四五了。

我呢，是厂矿子弟，那时候矿上已经衰落了，破破烂烂的，家家户户都发不出工资那种。

学校好老师也走得差不多了，大家每天没事干就在街上晃，为了什么仨瓜俩枣的事都能打起来，打架就是家常便饭。”

矿区红火的时候，城里的姑娘都想嫁到矿上，因为能给分套房子。

然而随着开采枯竭，地下空心化，当年让矿上职工自豪的“单位房”

也渐渐布满裂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有钱的渐渐搬到市里，穷人就困死在矿区，房子实在没法住了，还有卷着铺盖，蜗居在工棚里的，工棚年久失修，哪天外头下大雨，棚里就得下小雨。

通向外部世界的道路破破烂烂。

昔日拉矿石的大车将路面压得坑坑洼洼，顾不上修，光景好时，那是矿区产能的勋章，光景不好时，一个个坑就成了残破绝望的疮口。

那种破败窒息，那种逐渐腐烂、死去的感觉，贯穿了少年整个青春期。

“国有矿不行，很多人就去了私矿，工资给的高，就是安全没保障。

你都不知道那会儿私矿跟大矿工资差别有多大——私矿每天下了工，能去公共浴室洗个澡，大矿上来就只能拿毛巾擦一擦。

我父亲就在私矿，当安全员的。

后来私矿发生事故，他就没了。”

盛时简短地说。

“老板为了少赔偿，不承认是安全设施有问题，坚持说是安全员操作失当，把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

八天八夜在坍塌的矿井周围等待、呼救、大哭、无措，拉上来砸得变了形的尸体，还没来得及办丧事、谈赔偿，汹汹而来要追究安全员责任的老板和打手……“当时那事搞得挺大的，就把记者给招来了。

调查了快一个月，才证实了的确是私矿安全设施有问题，不是我父亲的错。”

“所以这就是你后来选择干新闻的理由吗？”

庄晏问。

“不。”

盛时顿了顿，表情有些复杂。

“当时我母亲有尘肺病——她之前在石棉厂轧棉，石棉肺，你知道吧？得这个病，既痛苦又没得治，我爸刚没了，她不忍心抛下我一个人，就接受了私矿老板的条件——30万，她带我出去躲了几天，我爸手里的关键性的材料，没给那个记者，最后这个报道没发。”

庄晏沉默不语。

“不过这也没给她续命多久，一年以后，她还是死了。”

盛时微微垂眼，“治病的钱都没来得及花完，还有十多万。

死之前她跟我说，她对不起我爸，也对不起那个记者。”

“那年我才15，半大小子手里有十多万……你想吧。

那会儿我成绩很好的，但在那种情况下，我在矿区一天都待不下去，我都打算好了，中考完就报个外地职高，上几年就出去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