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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商鞅是以死表明志向（第2页）

申不害将这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传授给了韩氏王族，使得韩王室对此推崇备至。

韩昭侯与申不害之后的韩国，因老贵族复辟而抛弃了申不害所强调的依法治国理念，却对申不害的“术”

沉迷不已。

韩氏之所以再无振兴之力，就在于“术”

的思维已深深植入韩国官场，真正有抱负之人难以在此环境中施展拳脚。

“辰儿，照你这么说，即使韩非拥有旷世奇才，集法家大成于一身，到了韩国也难有作为。”

“确实如此，如今韩国上下腐败透顶，恐怕不出一年，我大秦就要将其扫平，他个人能力再强也无法改变大局。”

“说得好，韩氏不足为虑，哈哈！”

嬴政极为欣赏赵辰这份豪气，颇有其父之风。

“接下来便是我们大秦的商鞅了，此人你应该相当了解，我就不再赘述了。”

“寡人自然清楚，那么辰儿，你认为商君为何会选择以死明志呢？”

“父亲这是要考校我吗？我认为凭商鞅当时的地位，他完全可以铲除所有反对他的贵族势力，甚至包括太子！

春秋战国时期，权臣篡位、架空君主之事屡见不鲜，比如田氏代齐、晋国四卿瓜分晋室、秦国秦献公亦是借重臣之力上位。

然而，在这个时代，商鞅变法赋予奴隶平民获得爵位的机会，深得民心。

若他想要篡位，可谓易如反掌。

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宁愿牺牲自己，向所有人传达一个理念——‘法治’，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法律！

君王保有权势固然没错，但在赢得人心方面，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通过合法的证据收集、审判程序以及依法定罪来处理事务，决不可仅凭君王一时喜怒，就随意处罚臣子。

臣子犯错，应根据法律规定予以相应惩罚；臣子建功立业，也应依据法律规定的奖赏措施进行表彰，不得因君王一时情绪波动而任意赏罚。

唯有如此，才能让所有人都信服法律。

商鞅正是以身殉法，为大秦播下了依法治国的理念种子，也才有了今日强盛的大秦。”

嬴政没想到赵辰对商鞅评价如此之高，但这也确实是实情，大秦能有今日之强大，商君功勋卓着。

“父亲试想，儒家思想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儒家体制下，君王对于功臣或许会因一时高兴而重赏，但如果后来有人同样立下同等功劳，却因君王心情不佳而受赏较少。

在处罚时，也是由君王的心情决定，这样就会导致臣子们的不满：为何他所得比我多？或者我为何受到这样的惩处？

这便是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所在。

当然，法家并非完美无缺，只能说它更适合春秋战国这个特定时代，相较于儒墨道三家的治国理念，法家在当时更具优势。

因为在现阶段，君主实际上享有的权力极大，即便是实际并无多少实权，名义上仍需打着君主旗号，以期令天下人心悦诚服。

法家所制定的法律，是由君王和大臣共同确定的，所以无论哪家学派的思想，对君主都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力。

儒家以道德约束君王，主张不行仁政则会失国；

墨家以天命警示君王，若不爱民，则必遭天谴；

道家则以无为提醒君王，贪欲过多，反而容易招致亡国；

法家则是用法律制约君王，一旦逾越法律、无视法律，同样会导致国家败亡。

父亲细想，这其中是否有针对君王阶段性错误的具体、硬性的惩罚标准呢？

答案是没有，这就可能导致一种后果：君王逐渐累积小错，例如只有一点点不仁之举，或是偶尔违反一条法律。

这些行为虽然不会立即导致王朝崩溃，但却如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最终因君王贪婪欲望积累而导致整个王朝覆灭。

法家还有一个弱点在于，‘法’本身是死板且不易变通的。

法律往往是基于预估或前期案例的发生，制定出预防性措施。

然而现实中总会出现法律未能预见的情况，这也是法律永远无法完美的原因，它需要不断修改和完善。

法家的优点之一是，可以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调整法律，相比儒家的‘不变之道’更为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