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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公”

终归是实实在在的贵族头衔，众人再想割席，表面功夫也还是要做的。

翁怀远那老东西怕是两边都不想得罪，让人粗略调查一番，便拟了卷宗，判为重案难案推到了大理寺。

这在流程上并无不妥，苏士桐也并不在意什么“攀附”

、什么“割席”

，便懒得与刑部多做推诿，省得再沾惹上一身骚。

谁知这一调查，真让他发觉出些不对来。

卷宗上具体描述了十三名死者的样貌、衣着和死状，十三人皆为一刀毙命，其中几人身着国公府仆从统一制式的衣裳，另有几人被剥去了外衣，疑是犯人想要借几人的衣服来藏匿身形。

但杀人者作案手法如此高调，几乎已经能说明当时的环境并无藏匿的必要，另外最重要的，这十三人并不包含那位一同丧命的小世子。

也就是说，那小世子的仆从里竟凭空多出了一个人。

这个数字上的错漏被刑部忽略，却被大理寺揪出来，苏士桐自然心中得意，他一想到下次能拿这件事奚落翁怀远那老东西，立时更有了查案的动力。

他找了国公府中的人逐一辨认尸身，又调出最近上报失踪的人口记录，终于找出那凭空多出的一个人，是个被唤作“怂三儿”

的泥瓦工匠。

然这怂三儿与国公府并无任何关系，究竟如何混入其中，便成了一桩新的谜题。

他着人寻了素日与怂三儿一同做工的几个工人，几经盘问都没有任何发现，最后承诺许以赏金嘉奖协助破案之人，才有一人支支吾吾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个怂三儿，除了是个泥瓦匠人，还做着“钻狗洞儿”

的活。

大庚近些年国富民强，吸引了周边小国的无数商人，他们将自己国家新奇玩意儿带到大庚，再从大庚带些他们精挑细选的货物回去，虽山高路远，往返之间舟车劳顿，但能两头营利，收入十分可观。

大庚允许这些人在境内行商，但无论是买进还是卖出，都要向上头交出部分税款。

做熟了的商人自己带着车队便能操办一切，想省去些麻烦的商人便多花些银钱，委托车马行运送货物，缴纳税款。

再有些既不想多花银钱，也不想同官府打交道的，便会找那些乐意“钻狗洞儿”

的人，他们运送的货物有限，但收费比起车马行不知便宜了多少，再加上他们大庚百姓的身份能省掉一部分税款，两相抵消，竟比前两种方式实惠不少。

这种行为自然不得官府准许，因不是正道，便被戏称为“钻狗洞儿”

。

“钻狗洞儿”

的不像车马行那样有固定的门店，也不像外邦商人那样有明显的面貌特征，即便城门口有查验货物的官兵，但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