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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2页）

后者告诉我说，他的同性恋倾向是与生俱来的。

他既不是想赶时髦，也不是想得艾滋病。

他还认为，生为一个同性恋者，是世间最沉重的事。

我想，假如这位万事通先生知道这一切，也不会对同性恋做出轻浮、赶时髦这样的价值评判，除非他对自己说出的话是对是错也不关心。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

不管你学物理也好，学数学也罢，都得想破了脑袋，才能得到一点成绩；假设有一个领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绩，那倒是很开心的事。

不过，假如我有了这样的感觉，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医生。

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提出了“道德保守主义”

这样一种说法。

我以为“道德保守主义”

和不问价值取向是否合理、只求积极进取的倾向，在现象上是一回事，虽然它们在逻辑上没有什么联系。

这主要是因为假如你不考虑价值取向这样一个主要问题（换言之，你以为旧有的价值取向都是对的，无须为之动脑子），就会节省大量的精力，干起呼吁、提倡这类事情时，当然精力充沛，无人能比。

举例来说，有关传统道德里让寡妇守节，我们知道，有人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有人说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些先生没有仔细考虑过让寡妇守节是否合理，此种伦理是否有必要变革，所以才能如此轻松地得出要丧偶女士饿死这样一个可怕的结论。

喜欢萧伯纳的朋友一定记得，在《巴巴拉少校》一剧里，安德谢夫先生见到了平时很少见到的儿子斯泰芬。

老先生要考较一下儿子，就问他能干点什么。

他答道：干什么都不行，我的特长在于明辨是非。

假如我理解得对，斯泰芬先生是说他在伦理道德方面有与生俱来的能力。

安德谢夫把斯泰芬狠狠损了一顿，说道：你说的那件事，其实是世界上最难的事。

当然，这位老爷子不是在玩深沉，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明辨是非，就要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都搞清。

这是最高的智慧，绝不是最低的一种。

这件事绝不轻松，是与非并不是不言自明的。

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才能搞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是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另一种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根本无须考虑，只剩下了如何行动的问题——我嫉妒这种立论的方式，这实在太省心。

假设有位女子风华绝代，那么她可以认为，每个男人都会爱上她，而且这么想是有理由的。

但我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相信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就是对的；现在能想出的唯一例子就是圣灵充满的耶稣基督。

我这辈子也不会自大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种东西可以拯救我们，那就是相信有一种东西绝对是对的，比如一个传统，一本小红书，你和它融为一体时，也就达到了圣灵充满的境界。

在这种状态下，你会感到一切价值取向上的是与非都一目了然，你会看到那些没有被“充满”

的人都是那么堕落，因而充满了道德上的紧迫感。

也许有一天，我会向这种诱惑屈服，但现在还不肯。

我们已经有了好几次文化热：第一次好像是在八五年，我正在海外留学，有朋友告诉我说，国内正在热着。

到八八年我回国时，又赶上了第二次热。

这两年又来了一次文化批评热，又名“人文精神的讨论”

。

看来文化热这种现象，和流行性感冒有某种近似之处。

前两次热还有点正经，起码介绍了些国外社会科学的成果，最近这次很不行，主要是在发些牢骚：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态度不端正，知识分子自己也不端正；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要向君子看齐——可能还说了些别的。

但我以为，以上所述，就是文化批评热中多数议论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