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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他咬着牙，硬是把《南京人报》办下去。

那时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处理事务及照应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抬起头，飞机扔下的炸弹，高she炮的she击，全都看在眼里，炸弹、炮弹的轰鸣，房屋倒塌的惨状，他都亲眼目睹。

他把这些记在心里，写在纸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诉，也是留待后来算账作证明！

一待警报解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

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

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父亲只有四处告贷。

一天24小时，他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一个从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来势凶猛。

这次是疟疾、胃病、关节炎一齐袭来，只好卧病在上新河家中。

人在战乱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ldo;养&rdo;，这一时期，他担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记着报务，他既不能写作，也无心看书，生活一下子乱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

为了父亲的身体，全家建议他到芜湖去养病，报馆的事务，暂时交给友鸾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

就这样，《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12月初，即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

父亲自己办报的一页历史，就这样&ldo;翻&rdo;过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自己办过报。

而我那卷&ldo;海内孤本&rdo;的《南京人报》，自从&ldo;下落不明&rdo;后，我多方寻觅，始终也没获得一页，但愿得，我的&ldo;为伊消得人憔悴&rdo;，会是&ldo;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rdo;。

《南京人报》留给我们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侠传》。

第42节：&ldo;国如用我何妨死&rdo;（1）

&ldo;国如用我何妨死&rdo;父亲于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赋诗云：不必功名等白头，早将心迹托浮鸥。

国如用我何妨死，事总因人大可羞。

腹俭已遭家室累，卖文还作稻粱谋。

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

诗言志，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的心志，为了国家民族，他愿意牺牲一切，情愿投笔从戎，战死疆场，马革裹尸！

这并不是书生的浪漫情怀，而是父亲身体力行真正去做的事！

《南京人报》被迫停刊后，父亲于1937年底，把全家迁往故乡安徽潜山，安顿好了以后，他抛弃了全部家产和事业，还有他多年精心收集、视如珍宝的书籍和资料，停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和《南京人报》，为了抗日，他毁家纾难，手提一只行李箱，只身入川。

途经武汉时，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押运着装有《南京人报》的机器、铅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汉。

父亲原来的计划是入川到重庆，或是复刊，或是把机器卖掉还债。

可是在武汉，他看到许多爱国有心而又报国无门的人，内心充满愤慨和无奈。

这时又传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父亲在震惊中更感到无比的愤怒！

他虽然是无权无势的布衣，&ldo;百无一用是书生&rdo;，但是他有爱国的赤诚，浩然的正气，他要用可以调动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

我的四叔劝父亲，干脆把《南京人报》的机器扔了，回故乡大别山打游击去！

我的四叔虽是学艺术的，终日和点、染、皴打交道，但并非留长发穿怪衣不拘形迹的艺术家，他习过武术，练就了一身好拳脚，还保留了&ldo;将门之后&rdo;的豪气，&ldo;七七&rdo;事变时，他正在天津，参加了天津民众抗日的保安团，和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肉搏战，可以说是已经有过&ldo;杀敌的经验&rdo;。

同时，武汉也聚集了不少家乡青年，他们都愿意回到家乡亲手杀敌，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祖国。

可是他们希望有些声望的父亲出面协助，好使他们能够名正言顺回家乡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