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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2页）

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

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

尽管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入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

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

其实，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具涵养的人所轻蔑的。

但我恰恰讨厌这种涵养，宁愿显得幼稚。

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

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马由缰。

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欢看。

洪水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

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深刻。

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

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

我无能为力。

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

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

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

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爱看。

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多好！

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出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

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

我知道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读了这段话感到很安慰。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管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

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道德。

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