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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2页）

然后，曾国藩一行登上了运河上的船只，乘船南下金陵。

冬天的北方一片肃杀，船沿着运河的水面无声地滑行，四野寂寥，船桨击水的哗哗声更显旅行的乏味。

整个路途中，一家人都缄默无语，各人都想着各人的心思。

有时候，曾国藩从船舱里用一只尚好的眼睛看两岸的风景，迷离之中，更觉得这个世界的恍惚无常。

这条像掌纹一样熟悉的河流，在他眼前变得陌生起来，陌生得就不像这个世界的河流一样。

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航线，不知道下一站真正要去的，是什么地方？终点，还是这个世界吗？此时，在曾国藩的内心当中，唯一像脆弱的灯芯一样维系光亮的，只剩顽强的道德了。

在曾国藩看来，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在道德上实现自己的完满，如何在立功、立德、立言的基础上，靠道德的完满来获取自己的青史留名，是自己最大的问题。

在曾国藩的思想中，他越是觉得世界的荒谬，也就越觉得道德的真切。

也许，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让他唯一真正顺从的，只有道德了。

虽然在自己的深层次里，曾国藩也有过对于道德的抗命，诅咒它们是束缚心灵的锁链，但在更多的时间里，他又为这种锁链感到自豪。

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曾国藩的内心深处，是有那种巨大吸附力的。

这种吸附力，如集体无意识一样深入天下庶民之心，形成人们恪守的准则，也成为人们内心的渴望。

在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虚无缥缈的情况下，只有道德像粮食一样，仍旧实实在在。

后来，曾国藩听说了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的全部结果‐‐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只不过，因为俄国人只索要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精明的李鸿章便乘机将原定二十名死刑改为十六名，算是多保了四个人的性命，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变动。

但就是这种改动，赢得了国人的一片喝彩。

相比之下，曾国藩显得更难堪。

曾国藩想想就觉得滑稽，他不由想起了那个&ldo;朝三暮四&rdo;的成语典故：一个耍猴人养了一大群猴子，渐渐地，觉得粮食不够了，耍猴人就跟猴子商量：以后你们的口粮要作调整了，早晨四个桃子，晚上三个桃子。

猴子们大怒，纷纷把手边的石头捡起来砸向耍猴人，然后，又以绝食相对抗。

耍猴人灵机一动，便很诚恳地对猴子们说，你们的意见我接受，现在，我们把早晨的桃子改为三个，晚上改为四个，你们看怎么样？猴子欢声雷动，一次尖锐的矛盾冲突，就这样解决了。

曾国藩不由苦笑：如果说那些民众们就是猴子的话，那么，自己又算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耍猴人，同时，又是猴子。

只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被那些耍猴者耍。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简单吧，自欺，欺人，然后被人欺。

这些，既是心甘情愿，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1870年12月，到了金陵后的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

对于这一次失败的经历，曾国藩一直耿耿于怀，在奏折中，曾国藩流露出明显的酸楚，也深切地检讨了自己。

慈禧读着曾国藩的折子，心里也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番。

一个人，如此自虐般地苛刻自己，是一种病态呢，还是一种美德？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美德？而自己所做的，是刻意地摧毁权威，还是有意无意地&ldo;借刀杀人&rdo;？这一点，连慈禧也拿不准了。

一切，似乎都是天意吧！

人力，哪里敌得过天意呢！

慈禧心中不由有一丝怜悯了。

多年以后的夏天，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受命出任驻英、法大使，临行之前，两宫皇太后召见了他，慈禧把曾纪泽叫到面前，跟他谈起当年的天津教案事件，他们的一番谈话，可以说是暴露了各自的思想：曾纪泽：中国臣民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慢慢地图自强，才能自济，决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恨。

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

慈禧：可不是嘛，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

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是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