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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监督就行吗(3)
不过就连这,我也不敢盲目乐观。
中国的老百姓当真能监督吗?且不说他们有没有监督权,也不说我们有没有这样一套可操作的监督制度,就算有,也未必能有成效。
我在最新版的《闲话中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说过,中国人对待腐败的态度,其实是一贯采取双重标准的。
别人搞腐败,他痛恨;自己搞,或者自己家里人搞,就不痛恨了。
他们的义愤填膺,往往是因为自己没有份。
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痛恨的,但如果你邀请他一起去,则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
这是一。
第二,中国人也一般只反对典型腐败,不反对非典型腐败。
不但不反对,还要积极参加。
比如给医生送红包,就屡禁不止,因为病人不同意禁止。
你越禁,他越要送,那你还能指望他们监督医生?
六、制度并不能保证一切(1)
我们不妨就拿医生的红包这件事来做个分析。
凭良心说,我对医生收受红包,是持同情态度的。
老话说,黄金有价医无价。
又说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生命毕竟是最可宝贵的东西。
所以,一个医生,如果医德医术都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就该拿高薪、得重奖。
可惜现在还做不到,也就只好由病人来奖励了。
但是,另一方面,病人已经按照规定缴纳了医疗费用,再送红包,岂不是在完粮纳税之后再交&ldo;耗羡&rdo;吗?再说了,奖励应该是在事后,红包却必须送在事前,这和送&ldo;冰敬&rdo;、&ldo;炭敬&rdo;又有什么两样呢?因此,它又是一种非典型腐败。
问题在于,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媒体也再三披露,但只要自己家里有人要上手术台,病人家属就会千方百计地给医生、护士、麻醉师送红包,挡都挡不住,这又是为什么?
说白了,是不放心。
谁都知道,当一个病人走上手术台时,他就把命交给医生了。
手术的结果,他自己是完全不能把握的。
从理论上讲,一个手术,有三种可能: 成功,基本成功但有后遗症,失败。
造成这三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那些不懂医术的病人心里,则认为全在医生的&ldo;一念之差&rdo;。
这是他们千百年来和官府打交道得出的经验。
在他们看来,病人做手术和糙民打官司,是一个道理,即都是把自己的小命交给一个素不相识、却又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去摆布(只不过病人交的是肉体生命,糙民交的是政治生命)。
摆布的结果,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也是不能控制的,你让他怎么放心?
事实上官府的断案,也有极大的随意性。
所谓&ldo;官断十条路&rdo;,也就是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左一左,右一右,宽一点,严一点,都合法。
反正怎么判都是官有理。
上级考核下级,就更是如此。
&ldo;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rdo;。
一个官员管事多,可以说他勤勉,也可以说他无事生非,扰民;一个官员管事少,可以说他懒惰,也可以说他无为而治,高明。
反正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而且是谁有权,谁有理。
这就不能不事先提防。
实际上许多人的送礼,并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多半还是为了避免伤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如果要想伤害一个并无权力的平民老百姓,那是很便当的,有时甚至不过举手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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