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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

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

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

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

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

正如司马光所言，&ldo;不取诸民，将焉取之&rdo;？

也许，这便正是所谓保守派主张渐进式改革甚至暂不改革的原因之一。

据《宋史&iddot;食货志》记载，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神宗皇帝明确指出：&ldo;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

&rdo;显然，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

因此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甚至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

难怪司马光要说：&ldo;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

&rdo;像王安石那样蛮干，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五、成败与道德无关（1）

变法的失败是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平心而论，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头脑的改革者之一。

为了改革，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性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

何况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虑且利国利民的。

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

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道：　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

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

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

一代伟人抱憾而终，但他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

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

这说明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争论起先照例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

道德的谴责在变法之初就开始了。

早在司马光之前，御史中丞（相当于部长级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吕诲就曾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ldo;大jian似忠，大佞似信&rdo;，&ldo;外示朴野，中藏巧诈&rdo;，&ldo;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rdo;；御史（监察部干部）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ldo;小人&rdo;。

这种谴责甚至发展为人身攻击。

比如苏洵就专门写了《辨jian论》一文，指桑骂槐地说现在有的人（实指王安石）嘴上讲着孔子老子的话（口诵孔老之言），好像做着伯夷叔齐的事（身履夷齐之事），为人处世却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虏之衣），吃猪狗饭（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囚首丧面），居然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而谈诗书）。

这样的人难道不是&ldo;大jian匿&rdo;？尽管这篇文章未必就是苏洵所作，但它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王安石的厌恶，却是事实。

当然，诸如此类的道德攻击从来就不会只是单方面的。

王安石同样攻击司马光是&ldo;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