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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十六

写《务虚笔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凡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伺机而动。

所以，那长篇中的人物越来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恶俱在。

这不是从技巧出发。

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

于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写他人描写的（或指责他人指责得）准确‐‐所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处，你都可以沿着自己的理解或想象，在自己的心底找到类似的埋藏。

真正的理解都难免是设身处地，善如此，恶也如此，否则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别人看得那么透彻。

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

读者也一样，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干净，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可有谁一点儿都不体会丑恶所走过的路径吗?

这便是人人都需要忏悔的理由。

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因为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

这似乎有点过分，但其实又适合国情。

十七

眼下很有些宗教热的味道，至少宗教一词终于在中国摆脱了贬意，信佛、信道、信基督都可以堂堂正正，本来嘛。

但有一个现象倒要深思：与此同时，经常听到的还是&ldo;挑战&rdo;，向着这个向着那个，却很少听到&ldo;忏悔&rdo;。

忏悔是要向着自己的。

前些天听一位学者说，他在考证文革时期的暴力事件时发现，出头作证的只有当年的被打者，却没有打人的人站出来说点儿什么。

只有蒙冤的往事，却无抚痛的忏悔，大约就只能是怨恨不断地克隆。

缺乏忏悔意识，只好就把惨痛的经验归罪给历史，以为潇洒，以为豁达。

好像历史是一只垃圾箱，把些谁也不愿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装隐蔽，大家就可以清洁。

忏悔意识，其实并非只是针对那些文革中打过人的人，辉煌的历史倘不是几个英雄所为，惨痛的历史也就不由几个歹徒承办。

或许，那些打过人的人中，已知忏悔者倒要多些，至少他们的不敢站出来这一点已经说明了良心的沉重。

倒是自以为与那段历史的黑暗无关者，良心总是轻松着‐‐&ldo;笑话，我可有什么要忏悔?&rdo;但是，你可曾去制止过那些发生在你身边的暴行么?尤其值得这样设想：要是那时以革命的名义把皮带塞进你手里，你敢于拒绝或敢于抗议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样一问，理直气壮的人肯定就会少下去，但轻松着的良心却很多，仍然很多，还在多起来。

十八

记得文革刚开始时，我曾和一群同学到清华园里去破过四旧，一路上春风浩荡落日辉煌。

少年们满怀豪情，记不清是到了谁家了，总之是一位&ldo;反动学术权威&rdo;吧，到了人家的客厅里砸碎几只花瓶，又去人家的卧室里割破了几双尖皮鞋，然后便想不出再要怎样表现一腔忠勇。

幸亏那时知识太少，否则就可能亲手毁灭一批文物，可见知识也并不担保善良。

正当我们发现了那家主人的发型有阶级异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时，楼门外传来了更为革命的呐喊：&ldo;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rdo;这样，几个同学留下来继续革命，另几个怏怏离去。

我在离去者中。

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风忧怨，少年们默然无语，开始注意到命运的全面脸色。

待暴力升级到拳脚与棍棒时，这几个不红不黑的少年已经明确自己的地位，只作旁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