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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3页）

每一句良好的评价，对我都是人世间的一份温暖。

所以我珍惜。

所以我认为有铭记不忘的意义。

而说到意义，难道人世间的温暖，比如可敬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忘年友谊；比如他们对年轻人的一句良好评价；比如他们靠他们的正面影响力为年轻人的工作、事业之顺利所尽的善意促进，难道这一切仅在一个年轻人默默无闻且特别需要时才有意义吗？难道当这个年轻人后来有了名气了，不需要被关注，也不在乎被不被别人关怀了，一切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值得铭记不忘了吗？

我对自己的剖析使我自己羞愧难当，也万分内疚。

几天后我给黄海涛也就是黄宗洛之子发了一条短信，表达了我想去上海探望黄宗英前辈的意愿。

我们是偶尔还见得着的，他知道我与黄家当年的亲近关系，一向称我为兄。

他回短信说：我小姨会非常高兴的，并给了我他唯一在上海的表弟赵劲的手机号。

赵劲我也是认识的。

但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竟没有勇气与他通话，也发短信表达意愿。

他隔日回短信说：晓声哥，我妈妈会特别高兴的，快来吧。

一称我&ldo;兄&rdo;，一称我&ldo;哥&rdo;，一言&ldo;非常高兴&rdo;，一言&ldo;特别高兴&rdo;，这才使我终于打消了种种顾虑。

八月，我应邀参加上海书展，于是提前一天前往。

预先向接待方声明，第二天上午的时间绝对是属于我个人的，无须任何人相陪，也不许任何事侵占时间。

10点左右，我提着一个果篮，准时站在了称我&ldo;弟子&rdo;三十多年的黄宗英的病房门旁。

小弟赵劲说他十一点到，为的是给我这个他妈妈的&ldo;弟子&rdo;和他妈妈一小时单独交谈的时间。

恰巧受雇照顾她的阿姨走出，我问方便进入探望吗？阿姨说她已在等我了。

八十八岁了的、我三十多年前称为&ldo;老师&rdo;的黄宗英，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面两平方尺左右的小餐桌，旁边是一张空椅子，那显然是留给我坐的。

亮堂堂的阳光洒满病房，照耀在她身上。

那一间病房不是她一个人住的单间，还有一张病床，其上卧着一位七十来岁的阿婆。

两张病床之间有帘子，半拉开着，将病房一分为二。

椅子很小，类似小学校教室里的那一种。

供大人坐，实在是不能再小了。

而那小餐桌，若摆上两只盘子、一只碗后，再就摆不下别的什么了。

病房的空间有限，两张病床是必不可少的，在剩余的空间里，便几乎只能摆下那种小椅子和小餐桌了。

却有电视，开着，肯定是为了照顾我和她的交谈，在看电视的阿婆电视调到了静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