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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2页）

（三十几年后，木材厂的两名天津知青非将我请到天津去做客不可。

我去了，他俩在招待我的饭桌上对我说：你幸亏走得及时，晚一天你就去不成复旦了。

当年我们觉得你那封信的思想老反动了。

你虽然走了，我们还是将信的反动思想批判了一通，并且要求团里严肃处理。

你居然顺利地成为复旦的学生，证明当年团里有人暗保了你一下啊！

我于是明白，他俩非把我请到天津不可，是要当面道歉。

而我却早已将那事忘了。

我在木材厂时与他二人关系良好，我的信肯定使他俩当年大为其难了，他们除了那么做显然也没有另外更&ldo;正确&rdo;的做法，于是互相举杯一撞，皆释怀而笑。

再后来我在创作电视剧《知青》时，自己当年写的那一封信，成了剧本中的情节。

）

我在复旦的三年，自然是思想孤独而苦闷的三年。

那三年里，所知&ldo;四人帮&rdo;迫害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之事更多，反而又将黄宗英、赵丹、赵桔这一家三口人的名字忘了。

1976年，&ldo;四人帮&rdo;被&ldo;粉碎&rdo;了，&ldo;文革&rdo;结束了。

1977年五月，上海以极大的动作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

如今想来，那般隆重地予以纪念，用心可谓良苦。

那应该说是一次被打入&ldo;另册&rdo;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集体大亮相。

也许是由于应该参加的人数太多，复旦大学仅获得一个名额。

名额自然给在了中文系，而中文系居然将名额给在了我这名七月份就将毕业的学生头上。

由此可见，当年大学母校的老师们是多么的厚爱我！

纪念会共开三天，我所分在的一个组，组长是茹志鹃老师（当年我才三十余岁，自然称她老师。

现在我六十余岁了，她已驾鹤西去，那么我就同样在此文中称她先辈吧。

她也是有恩于我的人。

此不赘述，当另记之。

）、副组长是黄宗英，而我是召集人兼书记员，即负责记录整理发言的人。

至于组员，不得了‐‐巴金、黄佐临、吴强、师陀、施存蜇……共十一二人，每一个名字都令我肃然起敬。

那时我一再想到了&ldo;缘&rdo;这个字。

黄宗英这个数次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又一次次被我忘记的名字，忽一日与我自己的名字印在同一页纸上，而且都成了对一次大会负有小组责任的人！

不是&ldo;缘&rdo;的话，我这个东北知青，又怎么能在上海与黄宗英并肩而坐呢？真的，三天的小组讨论中，只要她到了，必定与我并肩而坐‐‐因为我和她和菇志鹃先辈三个人的座位是不变的。

第一天上午黄宗英没到，下午才出现在组里，看了组员名单才知道自己是副组长。

她在外地深入生活，接到通知赶回来的。

她说自己回到家里换了一身衣裳就来了，而她穿的是一身旧衣裤，脚上也是一双旧的，许久没打过油的平底皮鞋。

她衣着朴素得令我暗暗讶异。

虽然菇志娟的衣着也是极朴素的，但并未使我讶异，反而觉得她就该是那样的。

一想到赵丹此时还没被公开&ldo;平反&rdo;，我的讶异也就转瞬即消了。

她和菇志鹃坐在一起‐‐都像五十年代初期的女工会干部，将工会工作当成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之使命的女工会干部，不善于搞阶级斗争并且还希望能搞好阶级调和的那么两位女工会干部。

我有这么一种印象乃是因为，她们的面相都是那么善良，而我相信&ldo;相由心生&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