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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3页）

我们单位倒没谁嘲笑我，更没谁鄙视我，我人缘儿比我母亲好。

单位的同事都安慰我，劝我什么都别在乎，说这年头儿，能挣到钱干什么都值。

说学者要是都穷光蛋似的，买西瓜专挑个儿小的，吸烟吸劣质的，菜市场上跟老农急赤白脸地讨价还价，光要一张脸又有什么用？连同事们都认为我父亲肯定得了一大笔钱，我便知道父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的名声了。

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只是因为被骗了，满肚子的愤怒而已。

但父亲没法儿不在乎，事情于他，和于我，性质太不一样了！

现在的报纸，没新闻还要制造点儿新闻呢。

有了一条新闻，哪有只发一篇文章就罢休的？一位学者，与淫秽出版物有干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能使不少记者感到兴奋。

也记不清有多少记者敲过我家的门了。

最初我父亲很虔诚地接待他们，老头子一个劲儿表示忏悔，希望通过记者，向公众谢罪；当然也希望通过他们，替自己向公众作一些必要的解释。

那些记者们也很虔诚啊，都表现出颇能以正视听的样子，使我父亲很信任他们。

我母亲也是。

包括我自己。

于是采访文章接二连三地见报了。

这家报纸转了，那家报纸还转。

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晚上都不看电视了，集中在客厅里看报。

那些采访文章和实际采访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变味了。

两方面的虔诚和尊重都没有了。

双方的对话一经记者们写出来，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尽管还是那些对话，却仿佛通过对话给双方都照了相。

父亲显得那么的老奸巨猾，记者们显得那么的机智尖锐。

我从来没见父亲被气成那样，他简直要被气疯了似的。

拍桌子。

踢椅子。

摔了好几件东西。

生完气又难过。

又恨自己。

说些悔不该当初的话。

说又上当了又受骗了。

说记者们是存心把他描绘成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

接着，区人大专门为父亲组织了一次交心会，其实是帮促会。

帮助和促进父亲早日登报公开承认错误。

父亲在会上很冲动，态度很强硬，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想批就批，批就来个批倒批臭，说愿怎么着怎么着吧。

一回到家里就写了封信，自行罢免了区人大代表资格。

再接着，申请创办《社会心理学刊》的报告被有关方面批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