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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

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

咸丰五年一年，他没有寄钱回家。

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江西寄信给诸弟说：

余往年在京，曾寄银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

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济族戚之穷乏。

自行军以来，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

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兑用二百金，此际实不能再寄。

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

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

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

今年江西艰困异常，省中官员有穷窘而不能自存者，即抚藩各衙门亦不能寄银赡家，余何敢妄取丝毫！

兹寄银三十两，以二十两奉父亲大人甘旨之需，以十两奉叔父大人含饴之佐。

此外，家用及亲族常例概不能寄。

我们可以判断，曾国藩从军之后，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大率在一百两之数，低于他清苦的京官时期。

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他当初所发的那个&ldo;不靠当官发财&rdo;的誓言。

出山时，曾国藩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军队这个贪污之薮对自己的考验。

在《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中他信誓旦旦地说：&ldo;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

惟有&lso;不要钱&rso;，&lso;不怕死&rso;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

&rdo;

既然对家乡父老发下了&ldo;不爱钱&rdo;的誓言，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在从军不久，就大笔寄钱回家，折损清名，贻人口实。

曾国藩在家信中也是这样坦承的：&ldo;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

&rdo;

当然，发誓在军中&ldo;不要钱&rdo;，并不只是为了保持个人的清名，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

只有立定&ldo;不要钱、不怕死&rdo;之志向，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因此，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他对军中廉政建议抓得很紧。

他反复告诫军官们说：&ldo;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

&rdo;他对下属们反复申说：&ldo;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rdo;

湘军建立之初，曾国藩对各营开支细项皆要逐项审查，后期因事务繁杂，军队扩充太快难以做到，但对发现贪污中饱私囊的行为严惩不贷，从不姑息。

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ldo;正法&rdo;处之。

曾国藩的湘军风气，因此与众不同。

咸丰十一年七八月，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东流大营中，看到湘军军营风貌与他地迥然不同。

当时全中国的军队当中，主帅穿着破旧衣衫，军官们穿着都如农民，来了客人来不及备饭的，仅曾国藩的湘军一家。

因此赵烈文才感动到&ldo;可为流涕&rdo;的地步。

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和低薪制的国家正规军比起来，湘军耗用的军饷数却是很低的。

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春，清廷用绿营兵九万七千七百余，费时二年多，用饷即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

而曾国藩的湘军，从咸丰三年起到同治三年止，前后十二年，人数由初起一万七千人增至后来的十二万人，也仅花二千九百万两左右。

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的军事效率和节约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