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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2页）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乾隆真是煞费苦心。

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对鄂张二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

他阅读奏折时，提高警惕，努力甄别他们的建议和施政中的个人目的。

他努力使全国官员知道，自己绝不会受朋党因素的操纵。

有一年内蒙古额驸（附马）策凌到京，在陛见中向皇帝奏陈大臣忒古尔德尔年纪已老，身体衰弱，请求皇上召他回京，还向皇帝夸奖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说他们能力出群，应该重用，特别是富德应该补为随印侍读。

乾隆察言观色，以策凌与鄂尔泰友善，判定策凌的这番言论是鄂尔泰主使的。

&ldo;此必鄂尔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陈奏也&rdo;。

乾隆遂直接质问鄂尔泰。

鄂氏奏辩说并没有嘱咐策凌说这些事。

皇帝并不相信，说：&ldo;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属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尔泰之意，即行陈奏，则势力更重！

&rdo;提醒鄂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清稗类钞》《清高宗实录》）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职位出现空缺，乾隆本来想批示被罢官的张照担当此职。

但那一段时间鄂尔泰因事没能上朝办事，只有张廷玉一人在皇帝身边，而张照平素又被归为张廷玉一党。

皇帝&ldo;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璟&rdo;，以后又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才起用张照。

他之防范朋党，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经出色地结束了政治实习期。

他不再是对繁杂诡谲的政治局面一头雾水的政治新鲜人。

上手很快的他对大清帝国这架机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对每一个零件都了然于胸。

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不再那么须臾离不开了，对他们的政治建议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在用人行政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主性。

坐稳了宝座的皇帝觉得自己可以深入解决朋党问题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长谕，公开指出目前的局势有党争的危险。

他历数了鄂尔泰为人不谨之处，要求全体大臣们小心警惕，不要再结党。

他举例说，永州总兵崔超潜获罪交于刑部处理，鄂尔泰认为崔氏有可谅之处，密奏为崔氏求情，乾隆听从了鄂尔泰的意见予以从宽处理。

事情过后，外面大臣纷纷谈论鄂尔泰的功德。

乾隆十分不悦，以为鄂尔泰既然密奏获准，则应恪守秘密，怎么能漏泄于人，向被宽之人示恩？这并非中枢大臣所当为，而是植党树私的开始。

由此他评价&ldo;是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rdo;。

他公开以此告诫鄂&ldo;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rdo;。

他直言不讳地说：

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

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

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

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

（《清高宗实录》）

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来首次正面触及朋党问题，语重心长，有些辞锋暗含杀机。

然而，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皇帝的一道诏旨，当然不可能使大臣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一朝烟消云散。

特别是鄂尔泰为人素来倨傲张扬，乾隆帝此谕虽当时使他不寒而栗，但过后又置于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