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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2页）

也就只好将神仙的预言置于半信半疑之间。

直到曾国华丧后，曾国藩才恍然大悟此&ldo;败&rdo;字何指：

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ldo;不可喜也&rdo;四字相符，岂非数皆前定耶？

多年之后，和赵烈文谈起此事，曾国藩还认为此事足以证明鬼神确实存在：

其效验昭昭之如此，且先半载知之，则世俗所云冥中诸神，造兵死册籍等语，非为荒唐之说矣。

这件事使曾国藩相信，冥冥之中，&ldo;风水&rdo;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ldo;天命&rdo;存在。

相比风水之说在理学内部的聚讼不已，对&ldo;天&rdo;及&ldo;天命&rdo;的崇拜却是儒家毫无争议的世界观基础。

早自殷周时代，人们就相信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主宰一切。

&ldo;子不语怪力乱神&rdo;，但是孔子却信天命。

他五次三番说：&ldo;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rdo;（《伦语&iddot;季氏》）；&ldo;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rdo;。

（《伦语&iddot;尧曰》）

所谓&ldo;命由前定&rdo;，天之崇高伟大，就在于天命的说一不二不可动摇。

神仙半年前就预告了曾国华之死，足见天命有其定数，人力的巧计营救对冥冥天意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因为六弟之丧，曾国藩对&ldo;风水&rdo;与&ldo;天命&rdo;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入思考。

他从头回顾了曾氏家族三十多年来的兴衰历史，总结出家运中的这样一个规律，即咸丰年之后，每当大得意之后，必有大失意相随：

吾家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极平安。

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壬子科，余典试江西，请假归省，即闻先太夫人之讣；甲寅冬，余克武汉田家镇，声名鼎盛，腊月二十五甫奉黄马褂之赏，是夜即大败，衣服、文卷荡然无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师于外，瑞州合围之时，气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丧；今年九弟克复吉安，誉望极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衔谕旨，初十即有温弟三河之变。

也就是说，道光年间，曾氏家运一直蒸蒸日上，而自从咸丰皇帝即位以来，曾氏家运之规律变为大喜与大悲交错：他好不容易盼到江西主考的差事，就遇到了母亲之丧。

他刚攻克武汉田家镇，湘军声望达于顶峰，紧接着就遇到水师大败。

咸丰六七年间，湘军转危为安，军事进展顺利，不料父亲突然去世。

今年曾国荃攻克吉安，声名大振，不料马上遇到了六弟之祸。

曾国藩由此认定，祖母葬后家中出现的诸种吉祥，不过是第一波大得意中固有之事。

而六弟之丧，则是吉安之大得意后的大失意。

先人葬地，似乎不是决定性的原因。

如果祖父母所葬之地果然是当初自己所信的那样大吉大利，何以家中会屡次出现横逆之事？六弟之丧既已由仙人半年前明示，则即使在其后移动父母坟茔，也必无济于事。

一个人的穷通死生，怎么可以由一具枯骨的埋藏之所而决定和改变？如果那样，上天岂不是太容易左右了？天命岂不是太不严肃了？

事隔多年后，他在日记里说：

偶思咸丰八年四月葛山扶乩，即已预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败，温弟之变。

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从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邪？

&ldo;天命&rdo;之说，从此在曾国藩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二

和风水说一样，天命说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

对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然而在曾国华之丧前，曾国藩很少谈论天命。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是&ldo;人定胜天&rdo;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

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ldo;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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