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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

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ldo;仅保三百人&rdo;，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

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ldo;三千多人&rdo;，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

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ldo;以忠诚为天下倡&rdo;，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

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多。

他认识到&ldo;不妄保举，不乱用钱&rdo;，则&ldo;人心不附&rdo;。

只有诱之以&ldo;名&rdo;，笼之以&ldo;利&rdo;，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ldo;揣摩风会，一变前志&rdo;，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视为自己的私恩。

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

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

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

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

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

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ldo;揣摩风会&rdo;的油滑官僚。

他已把当年痛斥的&ldo;是非不明，黑白不分&rdo;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

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ldo;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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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

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

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

而再出山后，则开始对部下宽之以&ldo;名利&rdo;，在金钱上手笔松了很多。

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

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