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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那些没有自己的韵律的作家，他们唱不成调，唱得最好时是在模仿别人。

是否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一个真理，这不只是表达的问题，而是决定了说出的是不是真理。

世上也许有共同的真理，但它只存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用心灵感受到的特殊的真理之中。

那些不拥有自己的特殊真理的人，无论他们怎样重复所谓共同的真理，说出的始终是空洞的言辞而不是真理。

我们试图通过写作来把不可挽留的生活变成能够保存的作品，可是，一旦变成作品，我们所拥有的便只是作品而不复是生活了。

写作与思考的关系‐‐

有时候，写作推动思考，本身是或者愉快或者艰难的思考过程。

较多的时候，写作记录思考。

如果在记录时基本未做修改，则那些思考或者是成熟的，或者是肤浅的。

最多的时候，写作冒充思考。

当然，这样一来，同时也是在冒充写作。

我当然不是一个脱俗到了拒绝名声的人，但是，比名声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

我必须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个自由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

唯有保持这样一种内在状态，我在写作时才能真正品尝到精神的快乐。

无论什么东西威胁到了我所珍惜的这种内在状态，我只能坚决抵制。

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权衡利弊，一种自我保护罢了。

为自己写作，也就是为每一个与自己面临和思考着同样问题的人写作，这是我所能想象的为人类写作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

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

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

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写作本来是最自由的行为，如果你自己不想写，世上没有人能够强迫你非写不可。

对于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最让我满意的回答是：因为我喜欢。

或者：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写。

我所说的独立的读者，是指那些不受媒体和舆论左右的人，他们只用自己的头脑和心来阅读，我的作品从来仅仅是诉诸他们的，我也仅仅看重他们的反应。

我写作时会翻开别人的文字，有时是为了获得一种启发，有时是为了获得一种自信。

对于表达的晦涩和明白不可一概而论。

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因为内容过于艰深而造成的晦涩，也有因为作者自己似懂非懂、思维混乱而造成的所谓晦涩。

同样，有蒙田、叔本华那样的既富有洞见、又显示了非凡语言技巧的明白，也有内容苍白、让人一眼望见其浅薄的所谓明白。

我相信，一个诚实的哲学家，无论思想多么深刻复杂，总是愿意在不损害表达准确的前提下力求明白的，决不会把晦涩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来追求和夸耀。

衡量任何精神作品，第一标准是看它的精神内涵，包括深度﹑广度﹑创新等等，而不是看它是否容易被读懂。

精神内涵差，不管容易不容易懂都不好。

精神内涵好，在不损害这内涵的前提下，我认为容易懂比不容易懂要好。

形式往往给人以错觉，譬如说，有的作品的确非常难懂，可是你一旦读懂了，会发现它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有的作品看似好懂，可是你读进去了，会发现其实离读懂它还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