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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这些信表明，他确实在非常诚恳地清算自己的过去，剖析&ldo;反动&rdo;思想的根源，渴望走上新路。

在农场期间写的几封信里，就充斥着这样的内容。

如同可以预料的，他把根源归结为个人主义。

所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论调之一，他终于也接受了。

不过，他看出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狭隘的个人式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战胜个人主义，就必须改变实践基础，投入到全面的社会实践中去。

这就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的指示挂起钩来了。

他在信中摘录了一段日记，其中把自己与麦贤德、焦裕禄这些榜样人物进行对比，说他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民怎样，从不问&ldo;我&rdo;怎样这种问题，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却是&ldo;我&rdo;怎样，即使为人民服务，也觉得这是&ldo;我在为人民服务&rdo;，失去了&ldo;我&rdo;字，就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实践，基于这一认识，他衷心地呼喊：&ldo;到工农中去，滚他一身泥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rdo;

个性自由曾是他最崇尚的价值，现在还要不要呢?他找到了一个思路来说服自己。

他说，过去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个性发展，认为个性发展应成为社会的动力和目的，现在他认识到：&ldo;人性论的提出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在共产主义提阶级社会中的理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rdo;也就是说，个性自由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不能用来解释阶级已经消灭的共产主义。

什么能解释呢?他极佩服当时刚发表的毛泽东的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在阶级消灭后仍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

他据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也不是个性绝对自由发展的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仍会不断产生矛盾。

现在我重读这些信，多少感到悲哀。

如果世英只是在探讨理论问题，当然很正常，他的思考中还不乏闪光之处。

但是，实际上他是在一种被迫接受的原罪意识的支配下进行这些思考的，忏悔者的身份业已预先规定了思考的路径。

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不肯口是心非，也不肯敷衍了事，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把问题真正想明白。

这使他的忏悔显得不是盲目的改宗，而是理性的选择。

然而，唯其如此，就更可哀怜。

他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一种强烈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他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

他的思考可能会并且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当他现在用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理由否定个性自由时，他不只是在批判自己确实犯下的错误，而更是在否定自己的精神本能。

在貌似自觉的自我革命下面，隐藏着的正是不自觉的对自身精神能源的压制。

当然，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世英身上，凡是有比较强烈的精神本能的知识分子无不是如此，我也不例外。

区别只在于，在他身上这种本能格外强烈，已造成严重的后果，因而必须施以格外努力的压制。

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

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

不用说，上面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

由于我一向比世英正统，因此，当时我不但由衷地为他的转变高兴，而且在他旁边起劲地喊加油。

十九友情呼唤

自从运动开始，我一直怀着一个心病，就是郭世英。

从整个运动的状态判断，他在农大的日子不会好过。

不管他多么真诚地悔改，x的历史问题不可能不被纠缠，而性格直率的他不知会作出什么激烈的反应。

我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很想去农大打听，但又不敢，怕的是凶多吉少，实际的情形会令我承受不了。

没有料到，在音信隔绝一年之后，这个让我百般惦念又百般忧虑的郭世英，他自己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