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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2页）

东西要走好一会儿。

妈妈总是考虑到爸爸有糖尿病，让他提较轻的菜蓝，而她自己在肩上驮着米口袋。

回到宿舍，爸爸洗菜，妈妈下厨，等我回家。

十

那个年代，中国大陆私人生活的窘迫是共同的。

但是，又依稀出现了某种改善的信号。

当时还无法设想，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

我们总以为，只有集体改变了，个人才能改变。

为了提高全院教师的待遇，让他们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工作，我们把不少精力花费在&ldo;校办工厂&rdo;上。

校办工厂，这是政府鉴于教育经费奇缺而倡导的一个补救措施，倡导的方式是免税。

可惜当时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不知道&ldo;免税&rdo;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心底里还瞧不起任何经济行为，只是一味等待着北京拨款。

我和我的同事们倒是听懂了，我们虽然不会办厂，但是相信这种&ldo;免税&rdo;的政策能吸引不少会办厂的合作者。

我自从上任以后就发现，国家拨给我们的办学经费只能勉强发放教师和职工的薪金，其他什么事也干不了，这怎么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的改革计划呢?因此必须在&ldo;校办工厂&rdo;上下点功夫。

我们学院的&ldo;校办工厂&rdo;最多时发展到九家。

最好的一家是玻璃试管厂。

原来全国各中学的化学课都需要有实验试管，每个学校需要量很小，品种却很多，没有一家玻璃厂愿意承接这样麻烦的小活儿。

然而，如果把全国各中学的需要集中起来，再把各种试管进行分类归并，找相应的玻璃厂，厂方就非常乐于接受了，它们本来也正找不到成批的订货。

因此，我们学院的玻璃试管厂其实是一个中介公司，在当时，实在是一种迫切需要。

我完全没有从商经验，但对于事情有一种最质朴的逻辑判断，知道哪一种行为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哪一种行为只是拙劣幻想。

政府一度鼓励&ldo;校办工厂&rdo;，除了试图补充教育经费外，还想借此分流教师队伍，让一些不适合讲课和研究的教师去工厂。

但是一系列事实证明，不合格的教师基本上也管不好工厂，一切大事还得由我们自己来作判断。

如果我不出面，也必须由副院长荣广润、孙福良和院长办公室主任葛朗过问。

人世间的大判断，不分行业。

九家校办工厂的经济效益，除了学院留存外，主要以&ldo;奖金&rdo;的名义发给全体教师作为津贴。

我们学院经济最好的那些年月，教师每月的津贴是上海同类高校的两倍，是北京同类高校的四倍。

这种经济优势，使得所有的教师都不愿离开，这就成了我们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基础。

否则，人心涣散，大家想走，一切主动权都不在领导者手里，哪里还谈得上改革?

十一

我们学院终于成了全国高教系统中人均收入增长最高的学校。

接下来，我们开始着力打造校园环境。

这对教师而言，是对他们过于局促的私人住所的变相衍伸;对学生而言，是对他们领受艺术气质的环境营造;对我而言，则是对自己美学课程中关于各种审美因素互动理论的具体实践。

在我们上任之时，校园的环境实在有点可怕。

校园本来不大，好心的各届前任领导企图把学院建成一个&ldo;万事不求人&rdo;的完备小王国，各个部门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整个空间很快就被临时搭建的房舍撑足了，一片拥塞，满目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