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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我总是惊讶这个过程的转换，突变，它们是怎么样实现的呢?一个人怎么可以从那样的感性、天真好奇，一下子就到达那样的理性、深思熟虑?这应该是他自身最突出的个人魅力，是他总能征服谈话对象、征服读者的力量所在。

这让他总是大气和宽广，会让我对他产生盲目的迷信，觉得他会在任何领域任何年代里独辟蹊径，成为强者。

过去做他研究生时，熏染得多，我几乎也快要有点这样的意思了，但后来离开了学术的氛围，完全放弃，就把自己放任为洪水泛滥凡事不过脑子的糊涂女人。

因为胸中有那样超前的想法和认识，余老师对我毕业后选择北京有些不以为然。

他说你男朋友不是做生意的嘛，光是做生意，也应该去广州啊。

上海――深圳――北京它的三个城市（3）

我自己却是一派懵懂。

我总是对周遭大事、形势变化不闻不问，一派漠然，更不要说会有什么理性的见解与预知。

对自己的未来哪怕是家居生活，也从来没有计划，一直是放任自流。

本来也是想在南方开始一种更有活力、更加宽泛些的生活的，可是到了广州，在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到借住的老同学家途中，公共汽车上身边拥挤着的男人的长相，突然令我对未

来的广东生活心生畏惧。

他们长得实在太难看了（请所有广东俊男别太生气），怎么好去亲近。

一个这样直接的理由，让我还没离开广州就起了不去那儿工作的念头。

我只有自嘲，称自己好色，怕在广东找不到英俊男人作伴，北京嘛毕竟&ldo;藏龙卧虎&rdo;。

对广东和深圳的更进一步感觉，要等到十几年以后的世纪末。

因为深圳市委宣传部要与国家文物局合拍100集的电视片《中国博物馆》，我这个总撰稿之一跑去深圳找余秋雨老师喝酒，在推杯换盏间&ldo;偷取&rdo;他脑子里的博物馆概念。

片子在北京运作，但过关得在深圳官方。

片子的进展，让我对开放的深圳现代文化、文化人颇有好感;而北京这里的种种波折，所谓文化积累的无限沉重，与现代文化发展趋向的格格不入，也让我对余秋雨的生存状态有了最直接的体会和感悟。

关于要写一本余秋雨的书的念头，也是在那个时候跳出来的‐‐

我让自己别太急，还有的是篇幅慢慢道来。

十几年后，我和余秋雨老师在北京常见面，更多的时候他来去匆匆。

那天我们在方庄喝茶。

本来说好我去宾馆找他，他说他要介绍一位女编辑和我认识，因为他曾向她谈起过我，引得那位女编辑起了兴趣，想要看看这位让余先生津津乐道的女弟子究竟何方妖怪。

约好大家一起吃中饭，我兴致勃勃刚在余老师下榻的宾馆坐定，女编辑打来电话说她的领导大人也一起来了，正在大厅。

我马上起身告辞，对余老师说我不要和陌生人一起吃饭，尤其是当官的。

他还是笑，放我一马。

我们一起进电梯，我跟他说一出电梯我们就假装不认识。

在宾馆门口等出租时，眼睁睁看着余老师被一帮人&ldo;劫持而去&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