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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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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on。

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

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

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

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c?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

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第49节：回到祖国（2）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

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

我写信给haloun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

有关欧洲的&ot;思想斗争&ot;，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ot;思想斗争&ot;又随之而起。

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ot;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ot;。

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了。

新的对象在哪里呢?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

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

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ot;思想斗争&ot;。

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

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

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

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

我的考虑或者我的&ot;思想斗争&ot;，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

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

&ot;斗争&ot;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终于找到了出路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

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纪念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

所谓&ot;秘书长&ot;，主要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处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

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

没有什么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