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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但这并没有减低我们的热情。

我们知道的第一个是革命，第二个是革命，第三个仍然是革命，这就足够了。

胡老师把他的夫人丁玲从上海接到济南暂住。

丁玲当时正在走红，红得发紫。

中学生大都是追星族。

见到了丁玲，我们兴奋得难以形容了。

但是，国民党当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于是下令通缉胡也频。

胡老师逃到了上海去，一年多以后就给国民党杀害了。

第28节：我的性格（19）

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笔名冬芬，北大英文系毕业，译有《争自由的波浪》一书，鲁迅先生作序。

他写给鲁迅的一封长信，现保存于《鲁迅全集》中。

董老师的教学风格同胡老师完全不同。

他不讲什么现代文艺，不讲什么革命，而是老老实实地教书。

他选用了日本厨川白村著、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作教材，仔细分析讲授。

作文不出题目，而是在黑板上大写四个字：&ot;随便写来&ot;。

意思就是，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

有一次，我竟用这四个字为题目写了一篇作文。

董老师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高中国文教员，除了董秋芳先生之外，还有几位。

一位是董每戡先生，一位是夏莱蒂，都是从上海来的小有名气的作家。

他们的作品，我并没有读过。

董每戡在济南一家报纸上办过一个文学副刊。

二十多年以后，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消息，他在广州的某一所大学里当了教授。

除了上述几位教员以外，我一个教员的名字都回忆不起来了。

按高中的规模至少应该有几十位教员的。

起码教英文的教员应该有四五位的，我们这一班也必然有英文教员，这同我的关系至为密切，因为我在全校学生中英文水平是佼佼者，可是我现在无论怎样向记忆里去挖掘，却是连教我们英文的教员都想不起来了。

我觉得，这真是一件怪事。

我的学习和生活

荣誉感继续作美

我在上面回忆北园高中时，曾用过&ot;虚荣心&ot;这个词儿。

到现在时间过了不久，我却觉得使用这个词儿，是不准确的，应改为&ot;荣誉感&ot;。

懂汉语的人，只从语感上就能体会出这两个词儿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