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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3页）

董秋芳老师以《苦闷的象征》为教材。

清华大学刘文典老师一学年只讲了江淹的《恨赋》和《别赋》以及陶渊明的《闲情赋》。

课堂上常常骂蒋介石。

我这些学国文的经验对我有点借鉴的作用，但是用处不大。

按道理，教育当局和学校当局都应该为国文这一门课提出具体的要求，但是都没有。

教员成了独裁者，愿意怎么教就怎么教，天马行空，一无阻碍。

我当然也想不到这些问题。

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了一些中国古典诗文。

我的任务就是解释文中的典故和难解的词句。

我虽读过不少古典诗文，但腹笥并不充盈。

我备课时主要靠《辞源》和其他几部类书。

有些典故自己是理解的，但是颇为&ldo;数典忘祖&rdo;，说不出来源。

于是《辞源》和几部类书就成了我不可须臾离开的宝贝。

我查《辞源》速度之快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为了应付学生毕业后考大学的需要，我还自作主张，在课堂上讲了一点西方文学的概况。

我在清华大学最后两年写了十几篇散文，都是惨淡经营的结果，都发表在全国一流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因此，即使是名不见经传，也被认为是一个&ldo;作家&rdo;。

到了济南，就有报纸的主编来找我，约我编一个文学副刊。

我愉快地答应了，就在当时一个最著名的报纸上办了一个文学副刊，取名《留夷》，这是楚辞上一个香花的名字，意在表明，我们的副刊将会香气四溢。

作者主要是我的学生。

文章刊出后有稿酬，每千字一元。

当时的一元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穷学生拿到后，不无小补。

我的文章也发表在上面，有一篇《游灵岩》，是精心之作，可惜今天遍寻不得了。

我同学生的关系

总起来说，我同学生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

我那年是二十三岁，也还是一个大孩子。

同学生的年龄相差不了几岁。

有的从农村来的学生比我年龄还大。

所以我在潜意识中觉得同学生们是同伴，不懂怎样去摆教员的谱儿。

我常同他们闲聊，上天下地，无所不侃。

也常同他们打乒乓球。

有一位年龄不大而聪明可爱的叫吴传文的学生经常来找我去打乒乓球。

有时候我正忙着备课或写文章，只要他一来，我必然立即放下手中的活，陪他一同到游艺室去打球，一打就是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