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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3页）

在这一点上，他同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颇有&ldo;灵犀一点通&rdo;之处。

他之所以推崇宋学，原因大概也就在这里吧。

讲到小学，也就是语言文字学，从顾炎武到乾嘉诸老，无不十分重视。

顾亭林的话有代表意义：&ldo;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

&rdo;（《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但是，他们的小学，实际上只限于汉语。

这当然有极大的局限性。

到了寅恪先生手中，小学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

古代外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无不供他驱使。

这样一来，眼界和研究方法都大大地扩大，其所得到的结论当然也就今非昔比了。

乾嘉诸老自不能望其项背矣。

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3）

德国的考据学

德国学术发展史，不同于中国。

他们治学的方法不可能叫做考据学。

但是，德国的民族性中有一突出的特点，这就是所谓的&ldo;彻底性&rdo;（gr&uul;ndlichkeit），也就是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头。

这种劲头与中国的考据学有相通之处。

19世纪，比较语言学在德国取得了其他国家都赶不上的辉煌成就，与这种民族性有密切联系。

19世纪至20世纪的梵文研究，也表现了这种精神。

寅恪先生曾在几个欧美国家留学，在德国时间更长，受业于herichl&uul;ders诸大师，学习梵语及其他古代语言文字，深通德国学者的治学方法。

结果他把中国考据学和德国考据学严密地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再济之以德国的彻底性，著为文章。

在考证方面，别人在探索时能深入二三层，就已经觉得不错了，再进就成了强弩之末，力不从心了。

而寅恪先生则往往能再深入几层，一直弄个水落石出，其结论当然深刻多了。

但是，他学习德国考据学，并非奴隶式地模仿。

在加注方面，他不学习德国学者半页加注做法。

他的办法毋宁说是更接近中国传统做法，脚注极少。

有的地方，他又超越了德国考据学。

德国学者往往只求规律，不讲义理。

而寅恪先生则是正如我上面所说的，规律与义理并重。

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两方面的文章，立刻就能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