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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2页）

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ldo;运动健将&rdo;，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

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

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据我看，社教运动实际上是&ldo;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do;的前奏曲。

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是试点，先走了一步，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

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ldo;反动思想&rdo;：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ldo;统治&rdo;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北京市委进行了干预，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被批的校领导平反，这里就伏下了&ldo;文化大革命&rdo;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

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

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

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

时隔30年，到了今天，再到农村去，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

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ldo;文化大革命&rdo;的钟声。

所谓&ldo;三家村&rdo;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

这立即被我的一位&ldo;高足&rdo;牢记在心。

后来在&ldo;文革&rdo;中，这位高足原形毕露。

为了出人头地，颇多惊人之举，比如说贴口号式的大字报，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轰动。

他对我也落井下石，把我&ldo;打&rdo;成了&ldo;三家村&rdo;的小伙计。

我于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参加&ldo;文化大革命&rdo;。

最初的一个阶段，是批所谓&ldo;资产阶级学术权威&rdo;。

这次运动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

我虽不敢以&ldo;学术权威&rdo;自命，但是，说自己是资产阶级，我则心悦诚服，毫无怨言。

尽管运动来势迅猛，我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

后来，北大成立了&ldo;革命委员会&rdo;，头子就是那位所谓写第二张&ldo;马列主义大字报&rdo;的&ldo;老佛爷&rdo;。

此人是有后台的，广通声气，据说还能通天，与江青关系密切。

她不学无术，每次讲话，必出错误;但是却骄横跋扈，炙手可热。

此时她成了全国名人，每天到北大来&ldo;取经&rdo;朝拜的上万人，上十万人。

弄得好端端一个燕园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随着运动的发展，北大逐渐分了派。

&ldo;老佛爷&rdo;这一派叫&ldo;新北大公社&rdo;，是抓掌大权的&ldo;当权派&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