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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还有个中国人，你或许没听说过，叫张系国。

他坐上了计程车，恶司机不但绕了路，还要下车来打架。

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居然撩起袖子来跟司机当街对峙起来。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却认为，打架是不应该的，若轮到他，就该让司机给打伤了，再去告他伤害罪。

也就是说，万一给扁钻刺死了，那么就由末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皆大欢喜。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ldo;执法&rdo;。

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ldo;坏人&rdo;给&ldo;干&rdo;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适者生存。

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ldo;法&rdo;的存在是为了&ldo;个人&rdo;，为什么&ldo;个人&rdo;却经常要为了&ldo;法&rdo;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

政府反而要惩罚他。

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自己‐‐达到了&ldo;法&rdo;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

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ldo;法制&rdo;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ldo;人&rdo;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已经&ldo;文明&rdo;得糊涂，忘了&ldo;文明&rdo;究竟是为了什么？

※※※

所以我很怕听人说&ldo;学校荣誉&rdo;，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框，有多少&ldo;不听话&rdo;、&ldo;不受教&rdo;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

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辞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ldo;人&rdo;吗？告诉我。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我收到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

年长一点的说：&ldo;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动难平，一再泪下。

&rdo;年轻一点的大学生写着：&ldo;在成为冷漠的&lso;社会人&rso;之前，请告诉我们：我们能为台湾这个&lso;母亲&rso;做些什么？&rdo;更年轻的，高中生，说：&ldo;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大学毕业就要远走高飞，到美国去！

&rdo;

※※※

少年人激动愤慨，老人家伤心落泪，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

这一大叠情绪汹涌的信件对有心人应该透露出两个问题：第一是事态本身的严重性；台湾生活环境的恶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庸人自扰的嚷嚷，而是市井小民身受的痛苦。

第二是个人的无力感；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让小市民去表达他的意愿、去实现他的要求，他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度，就不需要凭靠区区几篇不起眼的文章来发泄他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还严重得多。

因为环境再恶劣，难题再复杂，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觉得享有可为，他总是肯定的、理性的、乐观进取的。

反过来说，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人，是会爆炸的。

半年前，有个爱看书的青年因为受不了隔邻女人早晚不断地诵经，冲进了她的屋子拿刀杀她。

暴力当然没有任何藉口，但是我们要追究原因：如果这个青年只要打一通电话，警察就会来取缔噪音的话，这件凶杀案是不是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假使这个青年一通一通电话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一次一次地劝告诵经的妇人而妇人不睬；那么，你说；他可以搬家‐‐别开玩笑了，台北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安静度日？于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又丝毫没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