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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现在他们已经是五口之家了。

虽说郭沫若在取得学士学位后自己可以独立行医，但毕业之后却不能再继续享受官费待遇。

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绝之后，生活的重担陡然间又加重了许多。

这时老家给他汇了三百块钱来，要他回四川。

郭沫若因此于1923年4月1日携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

他当时的计划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浮士德》的译稿整理出来，然后或回四川或到别的地方去，再从长计议。

安娜是一个日本女人，又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

第一次到中国去，安娜心情特别兴奋。

她觉得自己离开生长的故土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度去，而这个陌生的国度恰恰又是她应当熟悉的，亲近的。

中国‐‐已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之地。

临行前，安娜满怀憧憬地对郭沫若说：&ldo;我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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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便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临时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楼上。

郁达夫偕妻儿从安庆来上海期间也同他们住在一起。

再加上成仿吾，创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员同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创造社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然而在文学不值一钱的中国，郭沫若的物质生涯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里，完全没有生根茁壮的希望。

他和成仿吾为泰东图书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好几斗汗水，但始终没有接过聘书，没有正式领过薪水。

书局老板赵南公只是像朋友似的间或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他们的地位好像是奴隶又好像不是奴隶。

四川老家汇来的三百块钱是郭沫若唯一的财产，但这一点钱又岂能供长久的开销?郭沫若整日做文会友，抚养孩子的责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

眼见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安娜愁着三个儿子的衣食教育，几乎连睡觉也不能安稳。

实在无法了，她就旧话重提，劝郭沫若开业行医。

&ldo;你如今医科毕了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怕死的病人，开业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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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情形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ldo;医学有甚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

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

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做医生的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rdo;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