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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第2页）

[9]就学问的深度言，这大致是实话，但他早年处于防守之时大约就不会说。

就实际办事能力，二人也远过胡适。

不过，胡适学问的广博和治学的大胆，都在二人之上。

他更另有一的确超过两人之处，那就是他具备荀子所说的君子善假于物的特殊本领。

丁、傅二人，都是长于组织能力的，特别对于中央研究院和其中最副盛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治理，都有极大贡献。

但两人（特别是傅）或者因为太能干，有时不免偏于专断，恰缺乏胡适那种亲和力及善于吸收他人意见观念的本领。

与晚年胡适有长期而且密切过从的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先天具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

。

这或者就是后来读韦伯的人喜欢说的插risa，不过是属于亲和性的那一种，容易使人感到亲近。

但胡适待人最主要的还是靠其从少年时即开始的“做人的训练”

，用唐先生的话说，就是“常人莫及的修养功夫”

。

而胡适也的确善假于物。

他在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青年时如无蔡的提携，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应该说，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主持的北京大学都为胡适的兴起提供了根本条件。

[10]这一点胡适自己很清楚，所以他虽对二人都有不满处，却能终生保持友好。

而胡适又最善于挖人弟子，如把傅斯年从黄侃那里挖过来成新派健将，把丁文江从梁启超那里挖过来反攻进步党，都是显例。

胡适一生所靠，为安徽人、留学生和北大人三大群体。

这些人中许多人的才能学问都在特定的具体方面超过他，而仍肯为他所用，充分体现了胡适善假于物的过人之处，这显然是没有几个人能办得到的。

在民初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

的常态下，胡适能得名并基本维持之，说明他确有一些过人之处；特别是他有意识地为个人也为社会维护自己“具社会领袖地位”

的形象，其“作圣”

的本领远过常人。

但是，胡适爱与人周旋和不时要“率性”

的两大习性，有时却与其名声的维持有直接的妨碍。

特别是在激进的民初，与“旧势力”

周旋太多，必然“落伍”

。

可是当胡适要“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