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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第3页）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那次争论在胡李之间，及在其分别代表的“主义”

之间，在当年对双方确实都不算多大一回事。

胡适与另一个后来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关系还更亲密。

胡的“暴得大名”

，全靠与陈合作提倡文学革命。

胡到北大，也因陈的推荐。

两人又是安徽同乡，据汪协如回忆，脾气不好的陈独秀遇到胡适就反而好。

她说陈胡二人“一见面就谈，谈不拢就争辩，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终至争吵。

只听着适之哥的高声大喝和手杖敲地板声。

陈老伯反而低声细语了”

。

[16]这个回忆的细节是否准确无关紧要。

但以胡适的修养，而能对陈发火（也就是将一向挂在脸上的修养“面具”

卸下来），可知两人关系的确不一般。

这只是私交，若论公谊，那时两人也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

在陈独秀于1920年被逼南下前，他与胡适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

胡适那时将陈算在“自由主义者”

的范围内。

他说：“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

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胡适认为，陈的被迫南下，是“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

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

[17]揆诸当时陈独秀的言论，胡适所说的确不无道理。

陈氏那时对民主（民治）和科学的理解显然是受了胡适和杜威的影响。

陈独秀在1919年的《新青年》7卷1号的《本志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在同一期上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更喊出了他常为人引用的口号：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作榜样”

。

陈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