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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第3页）

他提出，要革命者不如干脆“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用秘密组织代风头主义”

。

10月在北大开学演说中，他也明确主张：“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

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运动，都可以。

但不可再罢课”

。

就在那个月，胡适做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主张换个法子纪念双十节，办法就是：“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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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激烈的胡适，过去的注意是不够的。

胡适在中国公学曾和革命党人长期一起生活，自己就是一个“革命报人”

，如果不是要“作圣”

，要当“传教士”

，恐怕还真有可能参加革命呢。

由于他初回国时已遵从北大风尚不谈政治，所以这些观念情绪大多以诗的形式宣泄出来。

但我们看看这些情绪，就知道他已有些憋不住了。

胡适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他的母亲。

我们知道胡适母子的感情非同一般，而胡适因要在北大打天下，回国后只与母亲短暂团聚，尚未能迎养以尽孝道。

结果胡母因长期熬坏了身体，终于在1918年底病逝。

这就使胡适要“率性”

时少了一层牵挂。

故胡适终于出而谈政治，既有一些长远的原因，很可能也因其母去世，能够较无牵挂地做事。

另一方面，胡适的谈政治很可能也因为学问做不下去了。

他谈政治恰在其《中古哲学史》写不下去，颇觉不知做什么好之时。

胡适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说，去年他病中曾有《三年了》的诗，只成前几节，第一节云：“三年了！

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体？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几岁年纪！”

现在回想他“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

胡适和孔子一样不是匏瓜，不能“系而不食”

。

他的入世精神本足，挂在那里作摆设的角色是不干的。

既然学术暂时搞不下去，不谈点政治又以什么服务于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