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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2页）

胡适最后提到的是哥大的乌德瑞（frederickwoodbrid）教授，胡选修了他所开的“历史哲学”

一课，但胡适能回忆起的却全无“哲学”

，仍是对史料的甄别校勘。

[62]可知胡适从西人那里得到的几乎全是支持中国考据学的内容，这些内容中许多并不一定要从西人那里去学，则不止杜威、赫胥黎，其他胡适受业的西人给胡适的，主要仍是为他将从事的考据学正名和整合而已。

但杜威等人起的这个“正名”

的作用在尊西崇新的民国初年却是极要紧的。

胡适自己说，就治学方法言，“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

。

不过，“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

具体言之，杜威的帮助就在于使胡适对中国近千年——尤其是近三百年——的治学方法有了“现代的理解”

。

胡适强调，在他之前，几乎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

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句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

。

[63]没有杜威，中国的考据就与所谓“桐城谬种”

没有多大区别，既算不上什么“学”

，恐怕还属于被“打倒”

的范畴；有了杜威，考据就成了“考据学”

，而且其身份认同也由旧变新，一举飞上枝头变凤凰，进入五四新文化人最推崇的科学殿堂之中，因而也就“现代化”

了。

其间的差异，真是名副其实的霄壤之别。

胡适怎么能不一再强调杜威的影响呢？中国的传统影响必须靠西人赫胥黎与杜威来正名，正名之后复取代原始影响而被认知为真正影响之所在，正是清季民初每一个个人“文本”

有意无意间深受尊西崇新大趋势这一“语境”

所影响的最佳表征。

当然，在方法论的层次上，胡适的确不折不扣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信徒。

对此余英时师已从思想史和哲学方法论等角度做了清晰论证，就不详细引述了。

简言之，余先生指出：“胡适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只求把握它的基本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不墨守其枝节。

他是通过中国的背景，特别是他自己在考证学方面的训练，去接近杜威的思想的。”

从这个背景出发，胡适看到实验主义中的“历史的方法”

及其“假设”

和“求证”

的一套运作程序，与考证学的方法同属一类。

胡适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是他的思想能够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胡适也深信这种“科学方法”

又比考证学高出一个层次，因此可以扩大应用于解决一切具体的社会问题。

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特别声明杜威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任何特别的主张，只留下了一种名之为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

，正是因为他相信杜威的方法可以从杜威基于美国社会背景而发展出来的一些特别主张中抽离出来，用以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具体问题。

不言而喻的是，杜威的方法适应的范围越广，胡适的影响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