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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第2页）

转到“人的问题”

。

[51]这不也正是胡适一生努力之所在吗！

仅此一点，胡适已够得上杜威的知音。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胡适也是在“未读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义者了”

，不过与当年的美国人角度不同而已。

他在未读杜威之前，早已与杜威思想有许多共通处：他先已在寻找一种“致用哲学”

；杜威不喜欢有组织的宗教，胡适说杜是实验主义大师中“对宗教的看法是最理性化的”

，他自己的看法也类似。

所以余英时师说胡适还没有研究杜威思想时，“在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了”

。

[52]

胡适在1914年初完成本科学业后曾说：“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

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

他在同一天记自己关心的问题有三，即泰西之考据学、致用哲学与天赋人权说之沿革。

胡适曾说他在康大时“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

。

康大的黑格尔派是所谓新唯心主义派，总爱批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自称他对杜威的兴趣即因此而起。

[53]但更可能是因为康大的黑格尔派恰不那么经世致用，如果先存寻找“致用哲学”

之心，则在那时的美国早晚要投到杜威名下。

胡适在此时已明确地表露出了他后来的学术和思想的方向，即注重致用，尤落实在“术”

之上，而不看重“新奇之学说”

和“高深之哲理”

。

这里的“三术”

，至少其二与他所说对他影响最大的另一个西人赫胥黎（thoashhuxley）有直接的关联。

胡适在1935年所做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另一个就是赫胥黎。

赫氏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则教他把一切学说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

两人加起来就使他学会了他自己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的“科学方法”

。

揆诸上面1914年初的观念，至少赫胥黎这一部分是成立的。

他最早受赫氏的影响当然是来自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但后来赫氏的“存疑论”

（agnosticis）对他的启发更大。

而怀疑又是胡适治学方法的一个主要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