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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第2页）

，感到“作学史真不容易！

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

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

。

[46]是知胡适着意所在，主要还是开辟的一面。

无论如何，如果说胡适在北大的讲课已树立起他的学术地位，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则使他在上层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快从北大传布到全国。

1920年梁启超综论清末的考证学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不过一年，已被认为是在考证学的“正统”

之内了。

清儒之正统也就是汉学，这里当然又有误解；且梁氏自己在当时是否够正统或够资格评定正统，恐怕也要打个问号，但这究竟是一个重要的承认。

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已相对稳固了。

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是同时看重他“截断众流”

和“平等的眼光”

两点贡献，而北大学生当初差点闹事则只看重其“截断众流”

一点。

这或者因为北大是太炎派古文经学的大本营，太炎自己颇长于诸子学，故对他们来说“平等的眼光”

是比较自然的发展。

但“截断众流”

则只有今文家或能接受，古文家及不熟悉今文学派著作的，都可能要认为是“绞杀”

中国思想。

不过，对胡适个人来说，他以前对今文学派的著作似乎也不很熟悉。

他的“截断众流”

，以《诗经》为有据可依的古史的依归，还真是他在美国读书时所得，是以自我创造为主的。

而且，胡适后来自己也一再强调杜威思想对他从《尝试集》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全面影响。

那么，杜威思想到底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呢？

三思想与方法

胡适在晚年做《口述自传》时自我总结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

‘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作。

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