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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3页）

1916年初，他又写有《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说太炎此论“可谓无的放矢”

。

[32]其余几篇早年考据文章，也多有非议太炎处。

其中《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成于1917年4月，离他动身回国不过两个多月。

这篇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做的。

余先生以为，这是胡适“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

。

就其对上层文化的冲击而言，此文的重要性“决不在使他‘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之下”

。

可以看出，胡适对汉学是批判多于亲近的。

但胡适虽然偏爱宋学，却并无真正宋学家那样强烈的门户观念。

他在出入汉学与宋学，见其差异明显之后，用一句老话说，实际上也就走上了“调和汉宋”

之路。

胡适喜欢宋学，是因为其“偏重于哲学性诠释”

。

基于同样的缘故，胡适在今古文经学中也是站在今文家一边。

他认为古文家“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

他们在细枝末节上用功甚勤，而对整个传统学术的趋势缺乏了解”

。

1921年5月吴虞到北大，与胡适谈，胡对吴说：“今文家已推倒之古文家，而逖先［朱希祖字］犹信之，如何要得。”

[33]胡适本视“古文”

为已倒，自然不会亲近之。

而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

，即讲究理解，与宋儒“偏重于哲学性诠释”

是相近的。

另一方面，胡适也认为，近三百年以考据为表征的中国学术，特别是其批判的精神，恰是源自北宋时期。

因为宋学之所以能独立成一学，就在其对更早的汉学的怀疑和批判。

这是有心得的见解。

因为考据的前提正是怀疑；清代的汉学家虽然对汉儒是信多于疑，但却是在对宋儒大疑的前提下信汉儒的。

胡适既然在宋儒中看到的是疑的一面，其融合汉宋就比较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