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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第2页）

民国后这种情形在另一层面仍继续：由于办学不久，聘请教授和招生的随意性都较大，有时候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还真的超过有的老师，各种回忆录中几乎都有学生刁难老师的记载。

以胡适少年受学的经历和当年靠考据得高分而获留学资格看，清季民初整个思想界虽然趋新，从下到上各级主持考试者恐怕都还相当“旧”

。

或者因为中国教师对西学中自然科学部分的掌握终有限，评判起来较为困难，各级考试时国文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些年的北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应不例外。

这样，学生中的大多数，很可能因为自己少年受学经历的缘故，当然倾向于接近在国学方面已获学术声望的刘师培、黄侃等人，实际是站在我们今日所说的“保守”

一边。

这个情形直到1921年吴虞进北大教书时仍未根本改变。

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

，必然偏向于后来取胜的“新派”

一边。

但我们只要细查北大“新派”

学生名留青史者，始终也就是那么几位，就可知其在当年确实未必居多数。

蔡元培主持北大时的实际情形，大约是教授中趋新人物多而学生中守旧者众。

故新派教授对学生不免有一种提防的心态，陈独秀就颇疑惑《新潮》中人如傅斯年这样不久前还是黄侃高足者，是不是旧的一边“派来作细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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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北大校园内这种“社会史的重建”

，就容易理解学生帮忙对胡适的重要了。

实际上，立说者的思想要能与各种范围的“社会”

发生“里应外合”

的作用，从社会视角看，也就是听众是否追随和追随者的多少的问题。

在北大这样存在学生地位特殊这一传统的学术社区，听众的功能又更强。

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记载当时的情形说，听说要由胡适来讲中国哲学史，许多同学颇有疑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

顾氏自己也是怀疑者中的一个。

这是胡适地位尚高而两人关系也很不错时所说。

几十年之后，胡适在大陆已是批判对象，顾氏的说法就更直截了当。

他明言，因为胡适年轻，那时才二十七岁，“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

。

[22]

顾颉刚回忆说，在胡适到北大以前，中国哲学史一课是由陈汉章讲授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

。

胡适接手以后，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顾氏自谓听了几堂课后，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就对同学们说，胡适虽然没有陈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

这个“裁断”

，据顾氏晚年的解释，就是指胡适“略去了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只从《诗经》里取材，称西周为‘诗人时代’，有截断众流的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