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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第2页）

清季谭嗣同提出的“冲决网罗”

之说，实已包括文化在内。

谭氏对时人的影响，特别在走向激进破坏一面，也不能说不深远。

但“冲决网罗”

提出之时，士人的主要关怀，不论是主张革命还是改良，都还在政治层面。

许多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立宪；另外不少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推翻清廷；更有大量的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共和。

民初的几年，是使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失望的几年。

这一段失望经历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人们因对共和制在中国实施的失望而对共和制度本身失望，进而开始对整个政治或中国的国家机器失望。

对许多人来说，中国的问题已不是帝制与共和的问题，而是专制与民主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国与民已打成两橛，于是存在一个先救国还是先救民的问题，既然国家机器已不可救，则不如先全力注重“救民”

；在激进而主张破坏的大趋势下，沿着“救民”

一途，更发展出中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造成国民性的传统文化这样一种认知。

结果，士人的主要关怀就由政治而转向文化。

[8]

鲁迅曾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的确是光明得多。”

那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

但从民国2年起就渐渐坏下去。

“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

[9]这段话充满隐喻，把时人关怀的转变表述得非常生动。

而且，希望之后的失望所带来的悲愤，又远过于本无希望时的痛苦。

其容易走向激进，自不待言。

这里面所说的“旧相”

，就是新文化人要致力攻击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偏于建设的一面，如余英时师所说，民国初年“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所最感困惑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问题”

。

这是当时学术思想界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

晚清思想界对此的共同看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即梁启超所说的“举国以为至言”

；而且这一思想格局“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夕都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

。

这部分是因为会西文西语的西洋留学生没有参加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故一般中国士人对西学“普遍地缺乏亲切而直接的认识”

。

同时也因为清季大量译书的情形到民国却未能继续。

胡适注意到，民国“留学人数骤增矣，然数年以来，乃几不见有人译著书籍者”

（《非留学篇》）。

这可能仍与中国的激进化有关。

老的译家如林纾虽仍在译却已被视为“落伍”

；当年转译日文书的东洋留学生或入政界，或已变为西洋留学生。

新的译家尚未大量出现，翻译界也就处于一个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