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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2页）

实际上，民初不论社会区分上的士与知识人还是思想区分上的新派与旧派，其思考的问题是非常接近的。

的确，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时代意义，就在于其迫使所有的中国读书人对中国传统（虽然当时并不用这个词）进行全面的反思。

不论新派旧派，都必须面对中国在世界上日益边缘化（中国在士人的心目中经过了一个从世界的中心到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再到世界的边缘的历程[52]）这一不容忽视的事实。

新旧两边实际上都想要找到重新回到中央，或至少是达到与西方平等的地位这样一条路径。

这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两派的认识其实并无大的分歧。

其对中国传统的诠释虽然各异，取向也不相同，但正如傅增湘所说，不论是“改弦更张”

还是“匡掖废坠”

，“趋途虽殊，用心则一”

，[53]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考虑和最终的意图出发的。

新派反传统而主尊西，是基于对“中国学问有何能救国于目前”

这一问题的负面回答。

[54]旧派实际上也提不出一个正面肯定的回答，其心中的想法与新派实相近而又说不出口；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丢弃传统，则人心更不可收拾。

于是除了沉默地坚持，没有别的办法。

正如胡适的好友许怡荪眼中高卧南阳的诸葛亮：“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

清季以还不同时段的各种所谓旧派，其对问题的认知与各种新派实相近，而对新派的各种解决方法却又不能苟同。

梁启超后来说，他诊断中国之病与共产党人是“同一的‘脉论’”

，但又确信中国之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

。

他虽自称有治病的良方，实际上却又提不出来。

[55]这最能代表各时期的旧派那种所虑者远而当下无策的无奈心态。

传统的士的责任是务本，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远虑。

这一点，民初知识人也力图继承之。

鲁迅在批评晚清全国都去讲究实业制造的倾向时说，科学是本，实业制造是枝叶，舍本求末是不对的。

但他也特别说明并非要大家都先去研究科学，待有了结果再去搞实业制造。

所虑者“举全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

，则终不能长久。

因为“居今之世，不与古同”

。

故一般人讲求实利和学西方的技术均可。

“而有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如古贤人，能播将来之结果于目前，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亦不能不要求于社会，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

[56]换言之，较合适的分工应是大部分人求枝叶而少数人寻其本。

但民初包括鲁迅那些求本的知识人，不仅自己特立独行，对别人讲话也往往一开口就不知不觉中总是要说到本上去。

本为多数人说法，却常常说到少数人那边去。

自己所思者远大，也希望别人如此。

到底还是有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总希望一下子有一个“最后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