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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3页）

。

更要紧的是，胡适写诗，“多是在发宣言，有所为而作，有意见要发表，就是有一ssa。

而不是由情感冲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

。

[19]周先生的见解是有见地的，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当胡适的诗确由“情感冲激而成”

时，也是相当能“以情移人”

的。

1936年，胡适在为他的留学日记出版所写的“自序”

中说，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

，并指出《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

。

此事的需要特别说明及最后这一点“证据”

的提供，恰说明连在他自己心中，这也并不十分肯定。

但这段话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认识胡适的尝试诗的路径，他实际是在把诗的形式的革新作为主要的目标。

这仍是他几十年一贯的“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

的同一取向。

胡适不但写诗是在发宣言，他的“怎样写”

也是在发宣言，后者恐怕还是他想要发的更重要的宣言。

所以，我们不能据今日的后见之明来观察胡适的白话诗，也不宜据我们自己或别的什么人所持的标准来评判《尝试集》。

问题在于，从发宣言的角度看，胡适是否获得了成功？梁启超在读过《尝试集》后，曾写信给胡适，说他“欢喜赞叹，得未曾有。

吾为公成功祝矣”

。

梁是老辈，但也是最趋新者，善于领会时代气息；同时，他在旧诗上与胡适一样曾得力于晚清桐城文人。

梁似乎读出了胡适要发的宣言，因为他在表彰之余，实际上对胡适诗的形式提出了批评，委婉指出胡适在诗最重要的“音节”

方面，功夫太差。

[20]虽然其所见是在负的一面，梁既然看到的是诗的“形式”

，仍可以算是胡适的知音。

可知胡的宣言没有白发。

而且，以梁的身份，在颇有保留的情形下仍要叫好，则《尝试集》在出版当时便有相当的“征服力”

，也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