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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3页）

按实际的学术水准来说，如果中国公学可以算大学，则澄衷学堂岂不是要算早期的研究生院了么！

在中国公学的经历大约也是胡适后来不时表露出对留日学生看不起的根源。

胡适一生与留日生交往始终不能密切，私交最好的或算周作人，也终是有些隔膜。

所以后来周写信关怀胡适时自谓不知是否“交浅言深”

，亦良有以也。

或者正如胡适在中国公学学到的主要是生活的阅历和革命的行动一样，在日本的许多留学生大概也就是长于此吧。

从胡适的自述看，他在中国公学里学到的东西，多半都属于“功夫在诗外”

的范围。

但可以想见，公学教学水平的低下，是把少年胡适驱赶出学校教育范围的重要潜在因素。

胡适对算学的兴趣就是在公学里失去的。

他自己认为这是由于因病休学期间受桐城派吴汝纶的影响喜欢上了中国古诗，又“发见了一个新世界”

。

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的大朋友傅君剑在赠别的诗中为他写下了“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

的诗句。

这给一向为“超我”

所制约的胡适增加了一层新的压力。

胡适看了傅诗句即“吓了一跳”

。

他“真是受宠若惊”

之余，将诗“赶快藏了，不敢给人看”

。

但胡适“从此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

，连上算学课时也在练习写诗。

胡适后来说，此事“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

后来几次想矫正回来，想走到自然科学的路上去，但兴趣已深，习惯已成，终无法挽回了”

。

[52]但这决定一生命运的究竟是做诗的“兴趣”

呢，还是“英雄”

头衔下那份“超我”

的压力？换言之，胡适究竟是在“率其性”

还是要想“作圣”

？胡适自认是前者，窃以为后者的成分要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