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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2页）

，说“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

便是所谓的顿笔，“就文理而言是顿笔，就文势而言是结笔”

，班固顿得好，所以“神光四射”

。

其实班固只是在述事，哪有什么笔法不笔法，林纾的鬼话，我们现在读了，自然不信，但它的变形，正在如今的中学里泛滥，教出来的作文，怎么能不矫揉造作？

林纾编过一套中学国文课本，在一百年前风行过，选的第一篇，便是方苞的《原人》，接下来是姚鼐的两篇，—这两位，是桐城派的一将一相。

林纾却从不肯承认自己是桐城派，—这不要紧，桐城派而不肯承认的，现在还多着哩。

他的文章，按自己的理论来写的，借陈独秀的一句话，是“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说些什么”

；他也有写得好的，却是译笔，违反了自己的主张，反倒活泼起来。

桐城派最不好的地方，还不是穿凿说文，而是他们划分所谓“形式”

与“内容”

，物序也罢，义法也罢，道艺也罢，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以为语文是单纯的表达，被表达的在心中或别的什么地方，所以要写得好，需分别努力。

作为分析工具，这二分法有时有用，但解释思想的过程，仍然穿凿，因为我们无法离开语言来思想，也无法离开语言来发现自己的感受，好的语言，与好的头脑，完全是一回事，至于把想法写下来，需要一点文法修辞，不过是与人谈话的艺术，对丰富的头脑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且与自言自语中产生的想法，并不在一个过程之中。

朱熹曾赌咒发誓地说，“今日要做好文章，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

，—若写古文，不读史汉韩柳，营养确实不够，但读了史汉韩柳，就能写好文章么？万万不是，如果一脑袋糨子，即使卖尽身段，写出来的，至多是糨子饸饹。

桐城派人的文章也有写得好的。

这些好的，为什么好，他们自己也不明白。

桐城派说文，说来说去，好文好书到底从何而来，对他们来说仍是个谜，智尽辞穷，就使出老手段，归诸“神气”

之类的玄妙，甚如姚鼐，说“文章之原，本乎天地”

，已近乎撒赖放泼，不值与之计较了。

不读袁枚

我喜欢袁枚的，不是他的雅韵，是他的俗调。

袁枚厌恶理学的不近人情，他自己的俗，便成挑战了。

比如雅人据说是要逃名的，而袁枚是好名的，最喜欢说别人被他的诗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他常提到郑板桥，还讲过一个故事，说他们见面二十年前，郑板桥在山东听说袁枚死了（当然，那是误传），顿足大哭。

这件事，郑板桥没提过，郑板桥的朋友也没讲过，—当然，不能据此就说没这个事，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是见面时郑板桥的玩笑话，袁枚装糊涂，故意当真，—总之，谁知道呢。

郑板桥是错哭过一次的，确也是他在山东时，但哭的是金农，而金农和他是同志，且相识十来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