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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2页）

庄子思想对社会，固然是一种瓦解力量，但又何尝不是使社会免于走到极端，人人自危的挽救力量？庄子的性格一定是极敏感的，因为战国时，社会还大致松散，他死后两百年，绝对国家大功告成，国家社会把市民社会挤得更扁，庄子连后者都忍受不了，若活在这时，无处藏身，也许会另有一番崭新的说法。

活在这时的是司马迁，已如前所说，陷入政治方案的迷局。

庄子是不懂政治的，不过他谈国家政治的话，偶尔也精采，如《杂篇·则阳》中的“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

，正是作威作福的法门。

不读《孙子》

后人看春秋人打仗，会笑；春秋人看后人打仗，会哭。

春秋时，天子在上，虽然管不了事，诸侯国也因此不能合法地吞并别的国家。

战事的目的和规模都有限，军队由有身份的人组成，这样的战争，有点像决斗，未必要置对方于死地。

到了孙武的时代，古旧的战争规则正在瓦解，原因之一，是诸侯的火气越打越旺，仇恨越积越多；原因之二，是兵源扩大了，农民和社会地位更低的人都被征召入伍，成为步兵；第三个原因，是新起的国家，如孙武从事的吴国，都来争霸，这些国家，不久前还被中原人视为蛮夷，遵守旧的规则，对他们来说，是既无趣，也无利可图的事。

不管政治家如何说，战争，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将道德水准向下拉的力量。

在战争中，人有机会做很高贵的事，但同时，欺骗，杀人，以及别的无数种不同寻常的行为，都是允许的。

平日里要被掷石头的事，在战争中，国民要为之喝彩，那么，道德所需要的普遍性基础，必然要动摇。

成熟的社会，自能平衡这种力量，而不至于每打一次仗，就堕落一次，但这种平衡，也不总能成功。

《孙子兵法》，是本了不起的战争教材。

孙武子的事迹，我们知道得不多，但他一定是位出色的智者，因为他的战争经验，就史籍可见的来说，并不十分丰富，那么，他的推理和想像的能力，当超乎常人。

先秦子书中，传为格言的句子最多的，除了《论语》，就是《孙子》十三篇了，特别是现在，好多人在记诵其中的警句，希望学到点什么，好去占别人的便宜。

在当时，《孙子》虽未必是专为吴国写的，却特别地适合吴国的情况。

我们不能说《孙子》定义了一种新型的战争，因为《孙子》的论述，集中于战术方面，而在此之前，春秋的战争，已走偏锋。

但实际地来看，《孙子》确实拆掉了一些枷锁，那些希望可以在战时为所欲为的人，快有好日子了。

孙子之后的战国时期，战争变得野蛮，而蜂出的兵法，没有孙子的智慧，却远比孙子更重视智术。

后代或有批评孙子的，以为他强调的兵不厌诈，对世道人心有所侵蚀，甚至有人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

这不公平，因为孙子只是战术家，那些战争之外的事，怪不到他头上，而且他从未主张无节制的战争。

战争必然是残忍的，如何把战争的风气和社会风俗隔离开来，不是军事家要考虑的事。

兵以诈立，是战争的格言，至于把它奉为日常生活的指针，那是众人的问题，和孙子无关了。

《孙子》是本好书，是一本讲战争的好书，不过它的绝大多数读者，一辈子也没上过战场。

很多人说，官场如战场，或说，商场如战场，如战场的，还有情场、赌场、剧场、考场、球场、机场……总之除了引力场、磁场，什么都是战场。

人们这样说，不外乎想豁免自己的道德责任，通过把自己想像成前线的兵士；他们读《孙子》，也不见得是真需要从中发现钩心斗角的智慧，—这个，人们早已有了，读读《孙子》，只是给自己的行为找个来头，说起来好听，想起来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