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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第1页）

就连女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开始检讨女性主义运动的失误：“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在有关家庭问题方面存在盲点。

它表现在我们自己极端反对那种妻子、母亲角色，那种全身心地依靠男人、养育孩子、充当家庭女性的角色。

这种角色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许多女性获得权力、地位及身份的源泉，是她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自我价值并获得经济保障的源泉——尽管这种角色早已不再是那么安全了。”

（弗里丹，2000年，第233页）

弗里丹甚至在90年代就说过，“我怀疑，到2000年时，菲利斯·施拉弗莱或葛罗莉亚·斯坦尼姆、贝蒂·弗里丹之流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有关女性平等权利的争论将会成为令人怀旧的历史。”

（弗里丹，2000年，第294页）

总之，后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的立场已经过时或过于夸大，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女性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后女性主义的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

她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把性别问题政治化，认为这些问题不属于政治范畴，而应当归属于亚里士多德理论中传统的家务范畴。

简言之，阿伦特认为，“女性问题”

根本不是适合于进入政治领域经由政治途径加以解决的问题。

阿伦特拒绝基于身份的政治，她的政治观念试图对抗的不仅是把政治空间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做法，还有一直十分盛行的把性和性别纳入二元对立的硬性的身份范畴的做法。

她反对把政治设想为共通的社群身份，如性别、种族、民族或国籍的表述。

在她看来，如果一个政治团体成立的基础是一个先验的、共有的和稳定的身份，它便有可能封闭政治空间，压制政治行动所要求的多元性和多义性，或者将其同质化。

取消多元性或多义性的企图，必然导致“废除政治领域本身”

以及“对所有他者的强行统治”

，或者是“把真实的世界换成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所有的他者根本就不存在。”

（转引自王逢振，第176页）

三、后女性主义（2）

阿伦特把身体排斥在政治范畴之外，认为身体具有绝对的暴虐性和不可抵制性，以及自我的多重性。

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之处在于，穷人为其身体的需要所驱使，突然闯到现场。

当人公开地为饥饿或贫穷的身体提出要求时，人类拥有的独立性和主动能力便被压抑下去了。

阿伦特对人的身体及其需求的评价极低，认为政治不应当建立在这样低级的需求之上。

她说，至于我们是“什么”

，既无趣也无味，心理和生理的自我无可称道。

私人领域的自我就像我们的内脏器官，“毫无特异之处”

。

生理自我的特点在于：“如果这个内部自我显现出来，我们将是千人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