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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章（第2页）

听我讲完，人们嘁嘁喳喳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她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我们没意见了。

’大伙听了都赞成，就散会了。

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

她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刚才懂得的。

而她在十年前就懂得了。

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到了二妹来的信，信中说，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二年级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

她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其他的几个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

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

五妹，她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

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

我曾根据一九三七年修订的“玉牒”

和妹妹弟弟们提供的材料，做过一个统计。

爱新觉罗氏醇王这一支从载字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则是个零。

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的死亡率算一下，那就更令人触目惊心。

只算我曾祖父的后代，载字与溥字辈未成年的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强，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计是百分之四十五。

在夭亡人口中不足两岁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强。

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个就有四个半夭折，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

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见的时候，还没有做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迥异往昔的现况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十七岁时就死了的大胞妹，不到两岁就死了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连串“未有名”

字样（来不及起名就死了）。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即使每个孩子都长大，除了提鸟笼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什么更多的意思。

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

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就是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十个八个碟儿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此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于；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

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

这类事情我知道的不少，现在是全变了！

我从这次会见中，深刻地感受到我们下一代的命运，与前一代是如何的不同，他们受到的待遇，实在是我从前所不敢企望的。

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共有二十七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都在学校里念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

我七叔那边有十六个孙儿孙女和重孙儿重孙女：二十八岁的长孙是水电站技术员；一个孙女是军医大学学生；一个孙女参加过志愿军，立过三等功，已从朝鲜复员回来，转入大学念书；一个孙女是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其他的除了幼儿或在校。

或就业，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

过去的走马放鹰、提笼逛街的上代人生活，在这一代人眼中成了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