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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第2页）

将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纳入真正的司法体系，而不是设立现行这种单方面机构，仅听政府一面之词，那么则会是一种积极的改革措施。

仅凭美国国内如此的立法改变本身很可能还无法解决监控问题，因为国家安全部门经常会拉拢其他机构，以便对其所作所为大开绿灯。

（例如正如我们所知，国会的情报委员会现如今已经被其完全拿下。

）可是这类立法改变至少可以推动这样的原则，即不加区别的大规模监控在隐私受到宪法保护的民主社会中并无立足之地。

还可采取其他措施要求恢复在线隐私权并限制政府的监控行为。

在国际上，目前德国和巴西正在牵头打造新型互联网基础架构，这样大部分网络流量将不再经美国中转，这对降低美国对互联网的把控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个人也在要求恢复在线隐私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拒绝使用与国安局及其联盟有合作的科技企业的服务，这将对这些公司施加压力，使其停止这类合作，并会激励其竞争对手致力于隐私保护方面的工作。

现在已有相当数量的欧洲科技公司在推广自己的电子邮件和聊天服务，以替代谷歌和脸书的相关产品，并骄傲地声称他们在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为美国国安局提供用户数据。

此外，为防止政府侵入到个人层面的沟通交流和互联网使用，所有的用户都应使用加密和匿名浏览工具。

这对在诸如记者、律师、人权激进分子等敏感行业就职的人们尤显重要。

科技社区应继续开发更行之有效且用户友好的匿名和加密程序。

在所有这些领域，有大量的工作尚需完成。

可是，在我与斯诺登在香港首度见面尚不足一年之际，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泄密已经在很多国家、许多领域带来不可逆转的根本性改变。

除却国安局具体的改革措施，斯诺登此举已经为极大推动政府透明度和整体改革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未来的激进分子很可能会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完善他的做法。

奥巴马政府对泄密者的打击力度超过了美国以往各届政府的总和，希望以制造紧张空气的方式，让任何泄密行为的企图都不能得逞。

可斯诺登一举粉碎了这一局面。

他想方设法在美国的控制之外保持自己的自由之身，他甚至还拒绝了隐姓埋名，而是骄傲地挺身而出，表明自己的身份。

因此，他的公共形象并非是身着橙色连体裤和披枷带锁的罪犯，而是一位可以清晰表达见解的独立个体，他据理力争，解释自己所作所为的动机所在，使美国政府无法再仅仅通过妖魔化知情者而妖言惑众。

这为以后的泄密者上了重要的一课：将真相和盘托出并不一定会毁掉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