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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但是还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郁达夫，曾任驻苏门答腊日军宪兵队翻译官，却没人把他当做汉奸，反而有不少文章回忆他为日军服务时的“英勇事迹”

。

周作人出任的是伪职，郁达夫当的是日军军官；周作人是被迫的，郁达夫虽说不是完全自愿的，但日本人要他当他也就当了；周作人当的是文官，郁达夫任的是军职。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郁达夫的“汉奸罪”

都应该超过周作人。

从大量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军翻译官是怎样一副二鬼子的嘴脸，往往就是那种“比日本人还坏的中国人”

形象。

无论是不是事实，至少表明在一般民众的心里，这是一个什么样职位。

为什么人们不仅原谅了郁达夫，还把他当成一个类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在中国，而是在印尼当的这个翻译官。

如果他犯了罪，充当了侵略者的帮凶，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也是在外国，与咱们中国没关系。

虽然驻苏门答腊日本宪兵队，对付和迫害过大量的华侨，镇压过华人抵抗组织。

郁达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被宪兵队秘密绑架杀了。

因为他们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将来以笔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丝毫没有要把郁达夫打成汉奸的意思。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汉奸”

并不是以正义尺度来作为划分标准的。

当人们指斥这个为汉奸、那个为民族的败类和叛徒时，往往凭藉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乃至一种伪正义的道德优越感，而不是一种历史的公正的态度。

周作人出任伪职，固然不光彩，但绝不是一种罪行。

他在侵略军的威逼之下就范（包括枪击未死），任期除了履行其职，没干过对不起民族的坏事。

据曾在北平从事秘密抗日活动的人回忆，周作人的这个职务还是中共地下组织替他争来的。

原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死后，该职出缺，一个叫缪斌的汉奸想争这个位置。

缪斌当过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是积极的反共分子，于是地下党便搜集他平时的反日言论，写成材料送到日本人那里，免了他的官。

地下党认为，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由周作人出任，比缪斌来当要好得多，于是想尽办法抵制了缪斌。

地下党是成功了，但是却把一位优秀的作家推进了“汉奸”

的火坑。

周作人平素在言谈之中，常流露出对日寇侵略中国、以致民不聊生、生灵遭受涂炭的不满情绪，还赞许和同情抗日分子，帮助地下组织在日占区安插人员（回忆文集《日伪统治下的北平》）。

周作人所作的这一切“比缪斌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