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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2页）

据胡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我在旁看著，这边是战胜国，坐著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

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

（《今生今世》）

日汪和约，当然是不平等条约。

中国人对于签订不平等条约者，一概斥之为汉奸，如秦桧，如李鸿章。

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

苏俄逼使中国允许外蒙独立，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借故推脱，乃至辞去外长，为的就是不担汉奸罪名。

南京失陷时，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份“和约”

，汪精卫劝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孔不敢签：“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了两颗子弹。”

汪精卫虽有“胆子”

，也不敢贸然签字，他知道这一笔下去非同小可。

他不怕“引刀成一快”

，却害怕当卖国贼，留下千古的骂名。

一份“和约”

，往往复复逐条讨价还价好几个月才出台，按说是毫无意义的。

日本最后投降，这份条约成了废纸，而汪氏亦未能逃脱卖国的骂名。

但他的几番坚持达成协议，还是尽可能地争得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甚至赢得了对方的敬重，及一部分日本官员的同情。

而这份和约，至少在沦陷区，在日本投降前的数年时间内起了作用。

汪精卫一方争的是哪几条呢？一，中华民国国号、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国旗、三民主义国策不变；二，日军必须从中国撤退；三，日军占领区的中国法人以及个人所有的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一般住宅，应迅速归还；四，不承认满洲国。

如果这几条完全得以实现，平心而论，那就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平等条约了。

日本政府方面自然不会同意，提出：一，由于三民主义是排日抗战的根源，应当修正这一理论；二，青天白日国旗仍为抗战的重庆政府使用，并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为避免混淆，图案应予修改；三，日军占领的住宅、工厂、商店可以归还，但铁路在战争期间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后立即归还。

这三条，第三条可以理解；唯第一、二条，连日本专门派做对汪工作的“梅机关”

主要成员犬养健也认为过分，“因为自古以来，无论什么样的战胜国，还没有连对方国家的建国原理及国旗图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

况且，这又是超越胜败的两国间的和平运动。”

（犬养健《扬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这两条虽然过分，却都是虚的，也与前几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条件”

不一样。

这是因为日方内部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换届，其政策波动、摇摆，有时不免生疏和荒唐，或节外生枝。

总之，汪精卫遇到的对手是十分难缠和蛮不讲理的，远远超过了他预先的估计。

但他走到了这一步，已无可回头。

经过大半年的苦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在上海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主要内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