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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2页）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两点，湖南省政府得到日军已迫近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是假情报），为实行“焦土抗战”

的既定方针，下令自焚长沙。

由省警备团出动执行焚城任务，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药包、手榴弹用以炸开封锁的大门。

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正在睡梦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许多居民被活活烧死，烤死，呛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酱，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闷死。

这场大火不停不歇地烧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被焚毁成一片碎瓦颓垣。

后来统计，确认死于大火的人数约两万，其他不能确认的外地难民、伤兵则难以计数。

文物损失无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图书珍本、名贵字画化为灰烬，仅一家金号就有四百四十颗汉代印章熔为铜饼、铁锭。

绝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筑被毁。

长沙素以中国最大米市之一著称，一次被烧掉大米、稻谷二○○万担。

列为“四大名绣”

之一的湘绣业，因几辈人存积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毁于一旦，从此在中国的刺绣界黯然失色。

我们斥责日本鬼子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

，其中一光便是烧光。

日本军队烧村庄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长沙大火？

在中国，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写过抗战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

，一曲《南泥湾》，更是唱得家喻户晓。

然而，大生产除了开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还种过什么呢？还种过大量的鸦片！

国民政府不给共产党拨款，延安要从经济上支撑远远超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感困难。

粮棉蔬菜只能解决部分衣食自给问题，于是获利较大的鸦片则受到青睐。

有作家为了撰写中共领袖的传记，采访当地的百姓和当年的战士，据他们回忆，每有外国记者来参观，就发动战士们连夜把鸦片挖出来用土盖上，记者走了再翻过来种上。

可见共产党也知道，种鸦片不是件光彩的事。

为什么还要种呢，因为要钱来“打日本”

。

至于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叙述国军抗战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总指挥部和纵队，支队司令部，以摊牌民间妇女作杂活为名，选派年轻有姿色的妇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挥部和司令部去缝军衣、做布鞋、洗衣、做饭，妇女们请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归，均遭拒绝，要求一律在军营住宿。

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轮换一次。

凡去当差的妇女，大多遭到强奸，先后被奸污者达几百人。

有的回家悲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轮奸致残，甚至含恨自杀。

广大百姓对其暴行恨之入骨。”

（纯子、蔡农、老加《一江血水向东流—中日武汉大会战实录》）这是谁的队伍？是日本军队吗？不，是中国的政府军。

由蒋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

，是抗日的队伍。

他们派夫派款，强拉壮丁，贩运私货发国难财，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强奸民女。

日本侵略军最令人仇恨和恶心的战争罪行，也是强奸民女，但它在“正常”

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后总还不至于敢公开这样干，要不也不会组织专门的慰安妇了。

而国军却是代表政府的，本身应该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证，这样的罪行只能说是执法犯法，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九四三年，爆发随北十万民变，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派出三个师进行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