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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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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参与谋害基洛夫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阿格拉诺夫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前共青团中央委员尼&iddot;科托雷诺夫。

20年代，他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曾对窃取共青团领导权的斯大林主义的&ldo;徒子徒孙&rdo;特别反感。

1926年，他在共青团七大上曾说过：&ldo;他们的思想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就要打击你，压制你，迫害你，使你连口也不敢开21934年基洛夫遇难前，科托雷诺夫和其他共青团领导人征得党组织的批准后，曾搞过一些讨论会。

这些讨论会是公开的，并不保密。

但阿格拉诺夫等在找不到原反对派可以作为罪证的其他活动材料时，便把这样的讨论会定性为密谋。

使他庆幸的是，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

在阿格拉诺夫等人看来，这就是尼古拉耶夫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的组织联系的确证，并且完全可以将这种关系作为谋害基洛夫一案的线索和基础，科托雷诺夫等9位参加过共青团讨论会的人立即被捕井遭到严刑审问，被捕者中有前共青团中央委员鲁缅采夫。

当时，列宁格勒大多数的年轻的反对派成员，对内务部门的行动并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侦查机关的胡作非为。

他们热情奔放，但政治上却显得天真幼稚。

他们根本没有去想也根本想不到，内务部门的这种举动预示着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不久以后，当他们大批大批地被捕，身陷囹圄，甚至被抛在内务部行刑队黑洞洞的枪口面前时，侥幸暂时幸免于难的人才感到了政治的残酷，继而感到一种莫大的灰心和绝望。

可以想见，通过大量逮捕原反对派成员和反对派的同情者，再加上严刑逼供，是不难搞到所需口供的。

阿格拉诺夫到12月中旬便搞到了一些有份量的口供。

这些口供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与他们的信徒，即这些先后被捕的年轻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会过一两次面。

在30年代初，原反对派的成员和领袖恢复党籍和工作。

对于他们来说，参加演讲、会面、讨论等是极其普通的活动。

当时，季诺维也夫是中央消费合作社联社的领导成员，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重要成员，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格&iddot;叶甫多基莫夫是国家奶制品总公司的管理局局长。

再如，皮达可夫是副重工业人民委员，布哈林是《消息报》总编。

要在他们这些人的众多活动和联系中找出几件能与政治活动沾上边的活动，只怕举手之劳就可随手拈来，岂用内务部众多官员费神。

举例来说，仅一年四季一个人的朋友往来聚会就不知有多少，曾与何人见面，都谈过什么话，如内务部门认真审查起来，岂但但君子所可防范？上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年轻同志的一两次会面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密谋，甚至也谈不上秘密活动，但阿格拉诺夫等人却认为会面本身就是反对派的秘密活动，就是阴谋的表露，已足以定罪。

阿格拉诺夫等整出新的材料后，立即上报中央。

他在报告中说，季诺维也大和加米涅夫违背了他们不参与政治的诺言，进行了某种阴谋活动。

很显然，根据阿格拉诺夫这样空洞无物、夸大其词的报告，根本得不出原反对派成员进行秘密活动的结论，更得不出反对派成员参与了谋杀基洛夫的阴谋，一点也谈不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参与阴谋活动。

政治局讨论这份报告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委员们知道斯大林的政治倾向，因此会议气氛紧张，但多数委员，包括古比雷夫、奥尔忠尼启则，还有加里宁，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伏罗希洛夫等，都主张对此事进行实事求是的慎重的处理。

斯大林虽然圆通地接受了多数的意见，但他补充说，既然反对派没有放下武器，党就应当自卫，因此必须对前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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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讨论并最后通过了斯大林的意见。

至于基洛夫被害事件，则责成审查机关负责。